《一寸山河一寸血》中伪造的历史
很遗憾,由于小说集的缘故,在书评里早已拥有有关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奉献的争执。创作者的见解很确立,在抗日战争的群体里,仅有中国人,仅有中华儿女,沒有执政党之分!


  要抗日战争,必定必须本身的发展壮大,以毛主席现任主席为代表的共产党员把握住了机会,也就是历史和老百姓挑选了共产党员!


  请時刻记牢,是历史和老百姓挑选了共产党员!





  账面价值的说:中国抗日战争的获胜是中华文化一同的获胜。国共两党都为这次战事的获胜,为中华文化的兴衰做出了极大的奉献。


  对在那一场战事中放弃的老前辈,不管他归属于何党何派,大家都不能做出一切不尊的言辞。因她们的血水和性命确立了今天中国振兴的基本。


  他开此栏只为改正《一寸山河一寸血》中忽视、歪曲、乃至伪造的历史。


  这种集子的开场语说:


  不可以忽视、歪曲、乃至伪造以往。要真心实意应对历史。


  这话说得非常好,但却沒有保证。


  剧中但凡忽视、歪曲、乃至伪造以往的地区,我将一一纠正。


  请给我一定時间来进行它。


  第一集《卢沟桥的故事》


  开场语:


  历史,


  是人们集团公司性命的主题活动行程安排。


  没人可以自外于这一条来源于太古的滔滔江河。


  但对时下来讲,


  历史终究是归属于以往的。


  因此,


  大家尽能够去开创未来、创造将来,


  却不可以忽视、歪曲、乃至伪造以往。


  由于历史无论是对的、错的;


  你喜爱的或是讨厌的,早已变成定局。


  真心实意应对历史,当有利于大家敞开式胸怀,以更宽敞的视线去应对将来。


  第二集《中日战争的源头》


  此集关键叙述:1868年起,日本国奋发图强,而中国在腐烂的清廷执政下,日渐没落。极大的差别,造成日本国偷窥中国的狼子野心。


  第三集《民初乱局》


  此集中化指 原苏联挑唆南海舰队局代厅长李之龙,诡计诱押蒋介石赴俄。


  殊不知,陈公博在《苦笑录》中纪录下这事的诡异之处。


  此事情的俩位涉案人员角色:邓芝龙、皇甫格都没经审问,而被释放。


  陈公博问邓芝龙是怎么回事,邓说:是收到蒋介石文秘电話,将中山舰调入广州市,二天后又调成。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陈公博问皇甫格是怎么回事,皇甫格说:是20日零晨,收到蒋介石副官的传令,要马上拘捕邓芝龙的。


  反倒蒋介石在这事变中,从中国共产党手上抢回南海舰队兵权,又从汪精卫那边斩获广州市的政党。


  中山舰事件的俩位涉案人员角色因没经审问而被释放。因而沒有一切能够确诊的文档材料。


  殊不知在《民初乱局》中采取沒有一切实证研究的蒋系一说,显而易见并不是严肃认真地真心实意应对历史,而有伪造历史之嫌。


  在这里,我只想问一句:蒋介石既已将本案涉及到的俩位角色抓捕,为什么未作个审问询问笔录,判断邓芝龙、皇甫格两个人当中谁真实犯法?或是都没罪,犯法的另有他人?


  (皇甫格在抗日战争期内,任海军江阴市防区总司令)


  此集也有瞒报历史之弊!


  只说:蒋介石一声令下清党并拘捕共产党员。


  殊不知,只是是拘捕罢了吗?为什么不说出真正的历史:千余共产党员的人头数落地式?!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跑一个!


  剧中提到北伐军大破吴佩孚于汀泗桥,沒有提及胜之不武是由叶挺带领的共产党员构成的姜维北伐先遣团所打。倒是在第四集提及叶挺的南昌市暴动。显而易见沒有公平的展现历史。


  剧中提到蒋介石率军北进,发兵济南市。遭日本鬼子围攻,国民党派蔡公时商谈,却被残害的五三惨案。蒋介石含痛忍辱负重绕路北进。


  殊不知,1949年,共军渡海进到南京市时,一样发生了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干预中国政令的一幕。


  那时候英舰“紫石英”号轰炸渡海共军,共军那时候一样开枪反击,打伤英舰,驱使英舰停靠在南京市港口。英舰劫持一艘客轮才逃离湘江。


  两党两军在一样碰到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战斗力干预时,所采用的做法真有天差地别。


  哪位中国新生儿的期待所属并不是很清晰吗?


  第四集《危机与生机》


  分成三个一部分:


  第一部分:日本侵华战争,占领东北地区的欲望慢慢澎涨。


  第二一部分:中国内部战争不己,蒋介石明确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来历。


  第三一部分:918事变,日本国攻占东北地区的全过程及中国依靠国际性公理的困苦。


  “中国中国共产党于民国十年创立于上海市。当时因为共产党员太少,务必依靠国民党的机构与能量才可以发展趋势。因此像陈独秀、李大钊等便向中山市老先生要求,以个人信息添加国民党。国民党原以提升革命力量为念,于1921年宣布根据容共。想不到此后便埋下了内忧持续的祸患,而沒有过了一天平静的生活。中国共产党从头开始就是以[靠行]的方法发家的。因此她们对借势用劲,激化矛盾,从中渔利的本领十分内行人。”


  这句话足够确认国民党害怕认清历史,从而扭曲历史。中国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员太少,务必依靠国民党的机构与能量才可以发展趋势吗?


  显而易见,历史不能证实他们。1927年,中国共产党因为国民党的大屠杀,损害了很多的党员干部,尤其是这些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出类拔萃的党员干部。又经历了从1927年起的数次围歼,殊不知中国共产党却依然发展趋势起来了,原因是什么?简易一句[靠行]发家就能遮盖吗?


  中国共产党并不是[靠行],[靠行]者一旦丧失借助便要完蛋了。中国共产党是由于所明确提出的纲要、现行政策合乎众多劳碌群众的必须,得到了占人口数量大部分的农户的适用,得到稳步发展的。


  陈独秀、李大钊等以个人信息添加国民党,代表着依然是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保存是一个单独的执政党。孙中山老先生怎么会愿意这一独特的标准呢?


  国民党在建立之初,便是由好几个团队组成,內部帮会林云。尤其是武昌起义后,各色人等涌进国民党,大部分人并不是是真实的革命志士,国民党有右倾化的发展趋势。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机构严实的激进派执政党。孙中山老先生将共产党员引进国民党,便是期待均衡国民党内左、中、右的能量,另外也缓解中国2个改革执政党很有可能的矛盾。殊不知,1927年的屠共,使这两个执政党完全地缺失了相互信任,迈向对立面。也使孙中山老先生的期待化为泡影。国民党往往有今日,全拜1927年的屠共所赐。


  “中间从1930年底逐渐到31年7月,对中国共产党开展了3次围歼。。。。1932年3月,蒋委员长复职,6月15日举办庐山会议,会中严格执行‘先安内后攘外’的现行政策,并制订了剿共的战略方针。”


  1931年918事变,日本国已占有了中国的东北三省。1932年6月害怕收复失地,坚持要打剿共的内部战争。那时候中国共产党在瑞金市已明确提出舍弃前嫌一同抗战的认为,蒋先生熟视无睹,真有“宁予日寇无失佣人”的精神实质啊!


  “这个时候,赶到延安市的中共军队还不上一万人,可是她们和张学良来源于关内关外的东北军造成了细微的化学反应。此一转变 改变了中国人的历史。”


  只是轻飘的一句“造成了细微的化学反应”,就能遮盖这一“改变了中国人的历史”大事件的直接原因吗?


  第五集《乾坤一变》


  1927——1937年,我国基本建设的黄金十年。


  “之后由于西安事变,而导致了全部局势[拖不下来]的困境,因此一场不可以打的仗,也就不可不打了。”


  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专业关于这一时期造就的一章:国民党政党的造就。现将多个文章段落抄写以下:


  到1936年末,蒋介石早已推进对全国各地很大地域的政冶操纵——中国当地18个省中,仅有七个维持基本上基层民主——进而为一个行得通的政治体制确立了基本。殊不知,他为获得政冶操纵所投入的成本是极大的。他果断借助武装部队,不但使我国遭受人身安全的巨大损失,并且把这个政党的专注力从急需解决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及政冶的改革创新迁移开回。


  1934年大米收获量小于1931年收获量的34%;黄豆基本上降低36%,麦子降低7%。棉絮是当初唯一超出1931年水准的关键粮食作物。人民国民生产总值中,农牧业年产值从1931年的244.三亿元降低至1934年的130.7亿人民币(市价)。这种数据信息在关键点上不彻底靠谱,可是,那时候目击证人的报导确认了乡村比较严重贫苦,时紧时松1934年和1935年。



  田弘茂在《国民党中国的政府部门与政冶,1927—1937年》的第168页提到: 蒋介石在1935年的评定却能体现一般情况:


  “政府部门支出方始提高。每每方案出笼,新税又起。附加税税率常随必须加于正税以上,又创各类杂税。有时候,[地区政府]随便逐项征选未知之税。税收分类多种多样。群众税赋厚重大受其苦。”


  “最先使我们看一下那时候中国的网络舆情。话说日本鬼子自打攻占东北四省以后,又妄图堇年华北地区。起先拢络殷汝耕,创立冀东伪基层民主政府部门。1935年12月11日,中间创立冀察政务服务联合会,派宋哲元为委员长多方面牵制,并授命与朝方交涉。但这件事情被别人误会,认为华北地区确实要步东北地区的覆辙[形式化]了。因此便引起了12.9和12.262次高校潮。...学潮推动了全国各地澎湃汹涌的抗战的浪潮。...那股的浪潮,显而易见已非警察所能适应得了的了。这仅仅1935年底的事,大家早已有[难以拖下来]的深入体会了。实际上,这类情况还拖了一年。到第二年的12.9,又暴发了一次学潮周年纪念的街头运动。那回相去西安事变仅有三天。”


  这类拖不下来的体会,是来自日军的步歩吞噬呢?或是来自群众的抗战心态?


  “再看中国共产党,....但和共军正脸僵持的恰好是他所带领的子弟兵东北军。殊不知此时的东北军,早已被那类长期离乡背井的忧愁,抛光了她们的战斗信念。”


  东北军并沒有抛光了战斗信念,只是只为阵亡在回家路上,她们搞不懂为何要与中央红军死拼,自然不肯死在她们觉得不值拼了命的地区罢了。东北军分裂之后,有非常多的兵士添加了八路军。


  1945年8月11日,八路军司令员彭德怀对下列军队传出涉足东北地区的指令:


  “为了更好地相互配合苏联红军进到中国地区战斗,并提前准备接纳日满伪军的撤兵,我指令:


  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省、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迈进。


  二、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省、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省迈进。


  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省、河北省现地,向辽宁省迈进。


  四、如今河北省、热河、辽宁省边境线之李运昌所部,当日向辽宁省、吉林省迈进。”


  之上这四支军队全是东北军的功底,她们在东北抗日联军与日本鬼子整整的冲杀了八年,总算打到回家了的生活。东北军的战斗信念抛光了没有?


  “单看1935年11月紫罗镇(应是直罗镇)之役,(东北军57军2个师与红15军团产生消耗战)论战力中央红军比不上国民党,但一曲[松花江上]和[团结一致抗战]、[自家人不打自家人]的几句宣传口号,却完全击败了东北军。这类场景,和张子房当初在九里山上[哀歌散楚]如出一辙。”


  在这儿,大家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政冶进攻的杀伤力,也看到了民心所向、士气所往。顺其所往三十而立,逆其所往必买。


  从界面上看,本来写的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寸》伪造为[自家人不打自家人]。



  注意事项[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政冶严厉打击幅度要比[自家人不打自家人]高得多,


  “紫罗镇一役,老师牛元峰、何立中及其他的副司令裴焕采自尽,2个师有八个旅长,在其中六个也自尽了,只逃回家一个,另一个名字叫做高福元的,被共军战俘。连着别的被俘虏士兵五千余人,则遭受了共军的[优待]和忽悠。忽悠的內容既无马列观念,都没有阶级斗争,仅有一句话:[团结一致抗战,打回家去!]。这些人之后被释放出来回家的情况下,便变成东北军中,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侦察兵。”


  说得真好呀!!!东北军人心里最牵挂的是自身年老的爸爸妈妈,幼年的子女,昼夜盼望的是打回家去!它是士气所往,民心所向。凡符合我国、人民利益的现行政策,作法全是统一战线的神器,想老百姓所感,做老百姓得偿所愿,便是被共党所“统一战线”。凡逆老百姓所感,拂老百姓得偿所愿,伤害我国、人民利益的,即是反政府侦察兵!


  只可惜了这些军人们,服从安排的规则与复国恨家仇的心愿发生了巨大的矛盾,在这里厚重的心理压力下,他们只好选择自杀来解脱。


  关于西安事变能和平解决的原因,蒋永敬的分析是对的。


  当时中共、张学良等人均无能号令全国团结抗战的政治能量,而蒋先生的地位决定了他有这样的政治能量。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中共必须放弃与蒋介石算清血账的想法,而力主和平解决。这有点像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时,缺乏将领,起义士兵用枪逼着黎元洪当统领一样。黎元洪当时并无反清的想法,却当上了义军统领。


  在西安事变之前,中共已认识到当前最大的危机是“亡国”,国家民族的利益是抗日救亡。因而改变了对蒋介石的态度。以下见《国共两党谈判通史》92页。


  1936年4月9日,毛泽东、彭德怀在山西“东征”前线致电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张闻天.指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我们的基本口号不是讨蒋令.而是抗日令”。


  1936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国共两党关系、统一战线问题。会议决定:放弃抗日必反蒋的口号,实行逼蒋抗口的方针.以推动蒋介石联共抗日.使国民党政府走向抗日道路。


  9月11日,中央书记处向党内发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


  “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1935年底,蒋介石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谈判后,便积极着手与中共取得联系。就在这时,他的亲信、南京政府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提交了一份有关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的发言摘要,使他了解到了中共关于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因此,他立即指令邓文仪迅速返回莫斯科与王明进行接触。...邓文仪对王明说:蒋先生看到你在共产国际“七大”的发言及有关文章后,于是决定同中共谈判。接着,邓文仪按照蒋介石提的旨意提出了国共再次合作的三项条件:(略)


  1936年1月,国民党派出特使董健吾密赴延安,在西安受阻。张学良电询南京,核实他的使命后,派骑兵护送到中共所在地瓦窑堡。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经过研究后、于3月4日至电博古转董健吾,表示中共“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提出谈判条件如下:


  “(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


  (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


  (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


  (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


  (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这是中共中央向南京政府当局第一次提出联合抗日的具体谈判条件。


  尽管董健吾的陕北之行极为机密,但仍为阎锡山所知晓。他致电责问宋子文.并认为这是南京联合共军打晋军。


  受蒋之命.陈果夫、陈立夫也指派其亲信曾养甫等寻找与中共联系的渠道。1935年11月,曾养甫找到他早年在天津北洋大学的同学湛小岑,简单明了地嘱托他“打通共产党关系”。


  1936年8月27日,张子华携带曾养甫的信及同国民党武汉电台联系的密码到达陕北。31日、周思来给曾养甫复信表示:“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同时商议:“倘兄及立夫先生能惠临敝土.则弟等愿负全责保兄等安全。万一有不便之处,则华阴之麓亦作为把晤之所。但弟身外出安全,须贵方代为策划。”9月1日,又给陈果夫、陈立夫写信,对他们联共抗日之举给予了赞许,信中写道:“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所策划者,正为贤者(指陈果夫、陈立夫)所主持。……敝党数年呼吁.得两先生为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困难转机,实在此一举”,希望他们向蒋介石“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


  这就是片中周思来给陈立夫一信的来历。


  9月20日,张子华带着周恩来的两封亲笔信,风尘仆仆赶到广州,一并交予曾养甫。27日,曾养甫约张子华商谈,说南京方面代表北上恐惹人注意,希望周恩来飞往香港或广州与之会谈。第二天,张子华将这一情况电告中共中央。10月8日,中共中央复电表示:周恩来可以飞住广州谈判,但国民党政府必须做到以下两点;


  (1)须坚持民族立场,立即准备抗战、万不可再作丧失领土主权之让步;


  (2)立即暂行停止进攻红军。


  曾养甫获悉来电后,立即办好了周恩来南来的护照,请张子华速送陕北、同时要他向中共转达国民党的四点承诺:“(1)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2)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与国军同;(3)共产党代表公开参加国民大会;(4)即派人具体谈判。”


  10月14日,张子华急速赶到西安,向叶剑英作了汇报。第二天.叶剑英将这些情况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从这四点承诺中认为国民党有些谈判诚意,又获悉蒋介石10月16日到西安的消息。于是要张子华与国民党交涉,请蒋介石派飞机到延安接周恩来到西安与蒋直接谈判。实际上.蒋介石此时不仅缺乏谈判诚意.而且还想重走军事”剿共”的老路,因而周蒋谈判未能实现。


  9月底,中共中央开始起草《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10月初、该草案正式形成。《草案》阐述了两党合作的必要性和合作的步骤、方法及组织形式等问题。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初步确定的国共谈判方案。10月14日,潘汉年携带此文件及上述信件到达上海,就任“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10月22日、毛泽东致电潘汉
年,告知南京已同意他会见陈立夫。11月7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通知他以中共正式代表资格与陈立夫谈判。


  1936年11月10日,潘汉年与陈立夫、张冲在上海沧州饭店正式举行会谈。国民党方面的条件明显的是“收编”,潘汉年指出中共的立场是合作,决不是“收编”。谈判僵持。


  同时,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国民党并不抱任何幻想,一方面作出适度让步,努力促成国共谈判;另一方面则决定以军事粉碎蒋军的进攻,迫使蒋介石真正回到谈判桌上来。1936年11月18日,红军一、二、四3个方面军领导人发布《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动员会》。21日,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即取得山城堡战役的重大胜利,歼灭胡宗南部一个整旅又两个整团。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西北地区的狂妄计划,对促成国共继续谈判和国内和平的实现起了重要作用。


  1936年11月16日,陈立夫邀请潘汉年到南京谈判,谈判仍无结果。11月22日,毛泽东、张闻天复电潘汉年通报了中央的策略:“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先酝酿,然后发动,一处发动,到处响应、以此迫蒋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事变当日.张、杨联名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了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


  (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2)停止一切内战;


  (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7)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充分表明张、杨完全是为了整个国家民族的前途,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才不得不发动此事变,“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


  为了进一步研究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中共中央于12月19日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强调指出:“目前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对蒋个人的问题。”“我们主要是要消洱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张闻天在会上提出:“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根据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在当天向党内发出的指示中,表明了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即“坚决停正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等飞抵西安。在宋氏兄妹的开导下、蒋介石权衡利害关系,开始采取合作态度。他委托宋氏兄妹作为他的全权代表与西安方面谈判,并暗示愿改组政府,三个月后召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同时他提出,对于商定的条件,以“领袖人格”保证执行而不作书面签字。


  12月23日上午,南京方面与张学良、杨虎城、中国共产党三方面举行正式谈判。南京蒋方代表是宋子文。在基本8条谈妥后,周恩来于24日晚与蒋介石直接面谈。在《周恩来选集》73页中有以下记述:


  蒋介石向周恩来作了三点表示:


  (1)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


  (2)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中共解决一切;


  (3)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直接去谈判。


  1936年12月28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针对蒋介石在12月26日发表的《对张杨的训词》,公布了蒋介石所允诺的条件。要求蒋介石不打折扣地实践诺言,真正做到“言必信,行必果”。


  1937年1月8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坚决要求南京当局立刻下令停止军事行动,召开全国救国会议,使国内和平立即实现。通电指出:


  “蒋先生应挺身而出,制止祸国殃民之内战重新爆发。……因为蒋先生曾经担保中国内战不再发生,这次事变对于蒋先生之政治人格与其‘言必信,行必果’之格言,实为重大之试验。”


  “1936年12月26日,当委员长安全回到南京的时候,举国欢腾的热忱是令人感动的。自从1926年北伐以来,蒋委员长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全国团结力量的震撼!但是[先安内后攘外]的既定政策却因此而改变。”


  这个举国欢腾的热忱是因为蒋委员长安全回到南京呢?还是因为蒋接受了中共的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呢?

  蒋委员长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全国团结力量的震撼,这个震撼所表达的意愿是什么?显然不是[先安内后攘外],而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第十五集《大迁徙》


  从1931年918日军炮击沈阳北大营开始,一直到1945年8月抗日胜利为止。这十四年间,中国人历经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迁徙。此一行列之庞大,路程之遥远,地区之辽阔,时间之漫长,在人类史上都属罕见!这次大迁徙当在一千万人以上。


  然而,其中国军的黄河决堤,水淹三省制造的难民;以及河南由水旱蝗汤所制造的难民至少要占一半以上。


  小常识性错误:孙运璿谈到用骡子拉拖车运机器,而画面上出现的却是小毛驴。(通常拉车用马骡、不用驴骡。驴骡体形小,不耐长途重荷,主要用于乘骑)


  台北外双溪的故宫博物院存有一万六千箱古物,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片中词:“青年永远都是一个国家的希望,在大迁徙的行列中,他们是最耀眼亮丽的一群,也是最克苦耐劳简朴可爱的一群。年轻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心头存有无尽的希望,只要有希望,什么环境都难不倒他们。在战火中他们相伴成长,完成学业。”


  第十六集《武汉会战》


  这里侨报记者马树礼所提到的“范长江”,当时是著名的新闻记者,后来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社》社长。而马树礼后来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也是本片的制作者之一。


  此集指出日军兵分三路进攻武汉,中路由徐州沿淮河东逼武汉,东路出南京沿长江南岸,由南向北进攻武汉,北路从郑州沿平汉线由北向南攻击武汉。


  在谈到武汉附近的战略地形时,地图上将大别山脉画小了,将武汉以北画成了平原。实际上,大别山脉向西延伸至桐柏山区,大别山位于豫、鄂、皖三省交界地带,近东西延伸。西段主脊高度不大,多在800~1000m之间,东段主脊狭窄高峻,有一系列超1000m的陡峭山峰,就是地图上所画部分。平汉线在大别山脉的西段穿过,鄂豫交界的武胜关车站就在山区之中。武胜关附近山势险峻,为下鄂入豫的必经之处,咽喉要道。


  片中在解释黄河决堤的决策时说:“在当时对国军而言,这三个月可是要命的九十天。因为华北这一路日军,假如顺利的沿着平汉路南下,先驰得点攻陷武汉。那么从皖南强行军西奔的国军精锐部队,势将被安庆西上和武汉东下的两路敌人歼灭于大别山下与长江之滨”


  对于此句,我有不同意见。武胜关附近山势险峻,铁路、公路有几处穿山洞而过。以人力凿穿山洞之处,皆因为山势险峻,道路无法左右迂回之故。日军的坦克、装甲车在这种地形下使不上劲,若在山洞处的山顶及洞后布置重兵,极难正面突破。


  从东绕行,就要绕过大别山东段,从合肥再向南至长江北岸,与从徐州出发的日军走同一路线。


  从西绕行,则必须先向东北,走唐河,下枣阳,过随州,经孝感,西逼武汉。这一路,日军的最大困难就是补给。


  所以,北线进攻之敌的主要任务是牵制性作战,意图吃掉河南的国军部队。因为在河南平原上的国军部队被东、南、西三面高山阻隔,很难逃逸。其中邱清泉的战车部队在当年只有经武胜关的一条铁路,若被日机炸毁山洞,就无路可逃了。


  事实上,进攻武汉的主攻日军就是沿长江进攻的日军部队。绕过黄泛区的日军仍然是向西攻击到信阳为止,并未向南攻击退入山区的国军部队。


  武汉会战双方兵力为:国军117个师,总兵力达110余万人。日军九个师团,一个旅团,一个支队,35万余人左右,实际一线作战部队20余万人,战略预备队15万人。


  这一次吸取了南京的教训,先行要无关人员撤离。


  冈村宁次的106师团和波田支队从安庆到湖口打了一个月,应该说国军打得不错。然而老兵的回忆却是败笔。在德安,薛岳的倒八字阵,2个半月,歼敌101、106两个师团3万多人(在大陆的记载中是1万多人,按说伤亡达60%以上的部队,已经失去进攻能力,如何能在1个月后重占德安?)


《武汉会战》歼敌10万7余人,国军伤亡达22.5万余人。比淞沪的3.6:1已大有进步了。


  这次战役,在大陆的记载稍有不同,但歼敌人数与伤亡人数是相符的。

  在这里,日军挖坦克履带上的泥浆稻草的画面在《长沙会战》中又出现一次。

第十七集《战时文化》


  《热血歌》


  热血滔滔


  热血滔滔


  像江里的浪


  像海里的涛


  常在我心头翻搅


  只因为耻辱未雪


  愤恨难消


  四万万同胞啊


  洒着你的热血


  去除强暴


  《抗敌歌》


  中华锦绣江山


  谁是主人翁?


  我们四万万同胞


  强虏入寇逞凶暴


  快一致永久抗敌将仇报


  家可破


  国须保


  身可杀


  志不挠


  一心一力团结牢


  拼将头颅为国抛


  此歌让人热血沸腾。但是却很难上口。


  我试着唱了几次,感觉“强虏入寇逞凶暴,快一致永久抗敌将仇报”这两句很难将词句唱清晰。


  《义勇军进行曲》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


  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


  起来!


  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


  前进!


  前进!进!!


  《保卫黄河》


  风在吼。


  马在叫。


  黄河在咆哮。


  黄河在咆哮。


  河西山冈万丈高。


  河东河北高梁熟了。


  万山丛中,


  抗日英雄真不少!


  青纱帐里,


  游击靳逞英豪!


  端起了土枪洋枪,


  挥动着大刀长矛,


  保卫家乡!


  保卫黄河!


  保卫华北!


  保卫全中国!


  《空军进行曲》


  尽瘁为空军


  抱国把志伸


  遨游昆仑上空


  俯看太平洋滨


  看五岳三江雄关要塞


  美丽的锦绣河山


  辉映着无敌的机群


  缅怀先烈


  莫辜负创业艰辛


  发扬光大有赖我空军之人


  同志们努力、努力


  矢勇矢勤
  国祚皇皇万世荣
  左看右看,不管怎么看。这首《空军进行曲》不像抗日战争歌曲,倒有点像日本皇军的空军歌曲。特别是“国祚皇皇万世荣”这句,若不加解释,恐怕多数人会认为出自日本。
  王珏回忆说:“我记得周恩来对我们讲过一句话,就是说,国民党不了解文艺的重要,也不晓得如何运用文艺,看我们的。这句话,老实讲的话,今天还在我的耳根子里头绕。”
  刨去那些攻击共产党的语言。我们可以看到,本片是如何用画面证实周恩来这句话的正确性。
  有一幅画面中,两个士兵在墙上写标语,写的是:...队是老百姓的队伍。
  各位,猜猜看,写标语的士兵属于谁的部队?
  在当时谁的部队是刻意要把自己宣扬成是老百姓的队伍?
  陶涤亚回忆道:当时一个最有名的街头剧叫:[放下你的鞭子]
  王珏回忆说: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放下你的鞭子],演员演得都不是演员了,那都是真情毕露了,演得让老百姓居然拿起扁担来,要去打那个演员。
  姜瑢也说:...[放下你的鞭子],这个我都演过。
  这个街头剧就是共产党文宣部门的杰作,该片在谈到抗战文艺时,着重谈到了[放下你的鞭子]这个街头剧。可见影响其深远。
  [放下你的鞭子]最早出现在山西,后来扩散到华北、山东、江浙。遍及沦陷区及周边战区,在重庆和西南地区禁演。
  王珏的回忆说老百姓居然拿起扁担来,要去打那个演员。其实还发生过台下的士兵开枪打死台上演地主的演员之事。
  该剧从剧情上看,持鞭打人者为地主,被打者为贫苦农民,剧中的政治诉求为:放下你的鞭子,不要打自己人,让我们一起打日本鬼子。
  其实,该剧还含有更深的政治隐寓。共产党一直以贫苦农民的代表自居,在苏区开展过打土豪分田地。而国民党是反对分田地的,被视为地主阶级的代表。因此,该剧造成的政治影响是使国民党军中那些贫苦农民出身的士兵不愿将枪口对着共产党。
  从本片将[放下你的鞭子]作为抗战时期的典型剧目提及来看。你不得不承认“国民党不了解文艺的重要”,共产党文宣工作的厉害。
  姜瑢:“那时候情绪非常的高啦,就是抗日的情绪是第一,所以因此大家对于物质方面一点都不在乎的啊。”
  片后,一群老太太看着歌稿,唱[大刀进行曲]。我不否认她们听过这首歌,但若说在当时,她们经常唱这首歌,我是决不相信的。因为,这首歌极易上口,我五音不全,会唱的歌没几个,但可以不用歌稿,将[大刀进行曲]完整的唱出来。
  补遗:
  [放下你的鞭子]作者
  吕骥
  1909年4月生,2002年1月逝世。湖南湘潭人。中共党员。
  1937年到延安,参加筹建鲁迅艺术学院。1945年到东北开展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创作了《放下你的鞭子》、《自由神》、《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开荒》、《大丹河》、《凤凰涅盘》、《祖国颂》等大量声乐作品。著有《民间音乐论文集》
  历任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
  最后以《五月的鲜花》歌词作为本节的结尾。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鲜花掩盖了志士的鲜血,
  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
  他们曾顽强的抗战不歇。
  如今的东北已沦亡了四年,
  我们天天在痛苦中熬煎,
  失掉自由更失掉了饭碗,
  屈辱地忍受那无情的皮鞭。
  敌人的铁蹄越过了长城,
  中原大地依然歌舞升平,
  “亲善睦邻”啊卑污的投降,
  忘掉了国家更忘掉了我们。
  再也忍不住这满腔的愤怒,
  我们期待着这一声怒吼,
  吼声惊起这不幸的一群,
  被压迫者一起挥动拳头!
  吼声惊起这不幸的一群,
  被压迫者一起挥动拳头!
  第十八集《烽火桃李劫》
  西南联大校歌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
  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绝彻移栽桢干质,
  九州遍洒黎元血。
  尽笳吹弦咏诵,
  在山城,情弥切....
  抗日军政大学校歌
  黄河之滨,
  集合着一群,
  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
  救国的责任,
  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同学们,
  努力学习,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
  同学们
  积极工作,
  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
  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
  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
  向着新社会,
  前进!前进!
  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
  片中说:在延安,中共的教育政策和中央是南辕北辙的。他们的抗大和鲁迅艺术学院,目的都在争取青年资源,为[革命]储才。自然谈不上什么自由学风了。但中共的包装做得很好,因此也吸引了不少年青人。
  中共的教育政策确实在为革命储才、为打到日本侵略者、建立新的中国储才。中共并非包装做得很好,而是做得实在。在抗日军政大学里,中共的重量级人物亲自任教师。毛泽东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委员,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
  抗日军政大学是什么类型的学校?
  抗日军政大学与黄埔军校、陆军大学属于同一类学校,所不同的是抗日军政大学不仅培养军事人材,也还要培养政治人材(政府官吏)。我不知道黄埔军校、陆军大学是不是有着与中央大学、西南联大同样的自由学风。若没有自由学风,那怎么能有抗战期间在全国独树一帜的版画?若有人收集抗战期间的版画,我敢说有80%左右出自延安鲁艺。鲁艺的学生编制小剧目也是最活跃的。
  片中的这种比较是不适当的,属于有意歪曲历史真像。
  西点军校的自由学风显然是比不上麻省理工,能证明西点军校的教育是扭曲的吗?
  如果要比,那也应当是军事院校对军事院校;艺术院校对艺术院校才是。
  这就涉及延安在抗战中的地位。
  延安作为八路军的后方,在抗战期间,没有向前线输送一粮一草,一枪一弹。延安输出的是人,是受过军事、政治教育的人,这些人构成了华北战场上对日作战的中坚力量。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的前身是抗日红军大学。
  1936年6月创办于陕北瓦窑堡,“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为适应培养全国范围的抗日干部的新任务,变将校名“红大”改为“抗大”,校址随党中央迁到延安。
  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毛泽东为抗大第三期同学会成立时的题词,《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选编》。)
  抗大的校训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毛泽东等中共党的领导人经常到抗大去讲课,毛泽东的许多著名论著如:《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都是给抗大学员的讲演。
  当时在抗大任教的还有很多著名的教授和学者,如艾思奇、何思敬、徐懋庸等。
  抗大的主要课程有政治课、文化课和军事技术课;教学的主要原则是“少而精”、“理论与实际并重”、“军事与政治并重”。
  除了学习外,学员们还积极参加生产建设,第三期的学员,不到半个月就开出了170多个窑洞,解决了全校近2000人的上课和住宿问题,还修出了一条三千米的“抗大公路”。1939年一年内,抗大学员开垦荒地一万七千余亩,生产粮食一百余万斤。
  (《战火中的大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40页)
  在陕甘宁边区影响较大的学校还有:
  培养行政干部、民运干部和文化工作干部的陕北公学;
  培养抗战艺术干部的鲁迅艺术学院;
  陕北公学合并而成的延安大学;
  培养医务人才的医科大学;
  培养军事人才的军政学院;
  培养民族干部的民族学院等。
  在晋察冀边区有抗战建国学院、白求恩卫生学校;
  从政治、经济、军事的立体空间来看华北战场的情形。共产党组织了各种民众团体,构成紧密的社会体系,抗日民主政府就像在这个体系中的根,源源不断地向作战的军队提供后勤保障。延安输出的人就是使这个构架得以高效运作的基础。
  延安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在于,它是中国新生力量的源泉。
  下面我将毛泽东在抗大的一篇讲话摘录下来,也让台湾的网友认识一下抗大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可以和黄埔军校比一比。
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


  (一九三八年四月九日)


  诸同学不避艰苦,从很远的地方,风尘跋涉,来此学习,这种精神,这种决心,是很好的。....你们在这里学习的时间很短,只有几个月,学不到很多的东西,不像别的大学可以学几多年,但你们可以学一样东西,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学一个宗旨,这个宗旨也就是全国的全中华民族的宗旨——抗日救国。这是我们学校的总的方针,也是全国人民的要求。具体地说,你们在这里应当学到以下几样东西:


  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政治方向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向,你们要学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这就是要打日本、怎样打日本、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能打倒的正确的政治方向。其次要学一个达到及完成这种政治方向的工作作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必得有这种作风才能达到及完成以上的政治方向。再次是要学点战略战术。抗大是军事学校,要学做一个军人,学点军事本领。.....总之,你们在这里要学到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灵活的战略战术。有了这三样东西,我们便能够最后战败敌人。这是第一。


  第二,你们在这里要学做干部。单是干部不能战胜敌人,没有干部也不能打败敌人。要干部去发动组织广大的人民,把成千成万的人民变为有组织的队伍;没有组织便没有力量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没有这广大的有组织的队伍是不可能的。你们不论在前方后方都要发动民众、组织民众,从政治上从军事上去组织他们。.....你们要把握紧正确的政治方向,经过你们传播这政治方向于广大的人民,教育他们,组织他们。.....使他们都明了中国怎样而且一定能够打败敌人,使这个政治方向成为全国人民的政治方向。同时你们也要传播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使广大民众都能坚定地不动摇地与任何困难奋斗。.....你们要教育全国人民,使他们都不怕困难,而且能克服困难,这样一定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你们更要以灵活的战略战术教育广大的民众,使他们都知道而且都会打日本。组织全国人民,训练全国人民,是要靠你们这些干部的。所以第二你们要学做干部。


  第三,你们还要下一种决心。你们从很远的地方辛辛苦苦地来延安学习,我看是已经有了决心的。什么决心呢?延安没有升官发财的机会,你们来此一不为升官,二不为发财,那末远道来此,究竟为什么呢?无疑的是为了抗日救国,所以你们是有抗日救国的决心的。.....现在你们吃小米饭、爬清凉山的决心是有了,但你们将来还要去“拖牛尾巴”,抗日战争的征途上困难还很多,你们要下一个更大的决心——不怕任何艰苦向前迈进的决心!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不是一年半载可以解决的,而且将来还要建设新的中国。.....你们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建设新中国而永不退缩,勇往直前,要坚决地为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奋斗到底!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是为了自己的家,而是为了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家,牺牲一切。所以第一个决心是要牺牲升官,第二个决心是要牺牲发财,第三更要下一个牺牲自己生命的最后的决心!现在你们牺牲升官、发财及吃小米饭、爬清凉山的初步决心是有了,但没有最后的决心是不够的,你们更要有为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牺牲自己贡献生命的决心!


  当时的中央大学学生王作荣说:我们也知道哪些同学是共产党,哪些同学是同情共产党的。那么大家都很佩服的不得了,都说啊,这是左倾的、前进的人物。这些是共产党的份子。那么你要说是国民党的,大家就骂,都骂他们。这实在是一种偏见嘛。

  为什么在中央大学的学生中出现这种偏见呢?片中可没讲。
 第十九集《中期抗战》


  1938年11月25日,军委会蒋委员长在南岳招开军事会议,他从战略与政略的观点,把对日战争划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始自卢沟桥、松沪、徐州、武汉会战到岳阳沦陷为止。而把将要面对的战事划为第二阶段。


  蒋中正充满信心的说:“第二期抗战,就是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他在会中指出:日军攻下武汉未能即刻发动对长沙与南昌攻势的原因的时候说:“这不是他们的战略上没有算到这一着,事实上是力量已用尽......由于这一事实可以证明敌人决不能消灭我们,而反证我们可以击溃敌人的侵略。”


  《论持久战》毛泽东
1938年5月26日


  中日战争既然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又将是属于中国的,那末,就可以合理地设想,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断,但依目前条件来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客观现实的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年”来;然而给战争趋势描画一个轮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需。


  第一阶段,现在还未完结。....这一阶段我所采取的战争形式,主要的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之。阵地战虽在此阶段之第一期,由于国民党军事当局的主观错误把它放在主要地位,但从全阶段看,仍然是辅助的。...


  第二阶段,可以名之曰战略的相持阶段。第一阶段之末尾,由于敌之兵力不足和我之坚强抵抗,敌人将不得不决定在一定限度上的战略进攻终点,到达此终点以后,即停止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占领地的阶段。此阶段内,敌之企图是保守占领地,以组织伪政府的欺骗办法据之为己有,而从中国人民身上尽量搜括东西,但是在他的面前又遇着顽强的游击战争。游击战争在第一阶段中乘着敌后空虚将有一个普遍的发展,建立许多根据地,基本上威胁到敌人占领地的保守,因此第二阶段仍将有广大的战争。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此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遇到严重的破 坏。但是游击战争能够胜利,做得好,可能使敌只能保守占领地三分之一左右的区域,三分之二左右仍然是我们的,这就是敌人的大失败,中国的大胜利。那时,整个敌人占领地将分为三种地区:


  第一种是敌人的根据地,


  第二种是游击战争的根据地,


  第三种是双方争夺的游击区。


  这个阶段的时间的长短,依敌我力量增减变化的程度如何及国际形势变动如何而定,大体上我们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这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经济困难和汉奸捣乱将是两个很大的问题。...这个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中国抗战的三幕戏,这是第二幕。由于全体演员的努力,最精彩的结幕便能很好地演出来。


  第三阶段,是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收复失地,主要地依靠中国自己在前阶段中准备着的和在本阶段中继续地生长着的力量。.....这个阶段,战争已不是战略防御,而将变为战略反攻了,在现象上,并将表现为战略进攻;已不是战略内线,而将逐渐地变为战略外线。直至打到鸭绿江边,才算结束了这个战争。第三阶段是持久战的最后阶段,所谓坚持战争到底,就是要走完这个阶段的全程。这个阶段我所采取的主要的战争形式仍将是运动战,但是阵地战将提到重要地位。


  这样看来,战争的长期性和随之而来的残酷性,是明显的。敌人不能整个地吞并中国,但是能够相当长期地占领中国的许多地方。中国也不能迅速地驱逐日本,但是大部分的土地将依然是中国的。最后是敌败我胜,但是必须经过一段艰难的路程。


  毛泽东先生在1936年7月16日与美国记者斯诺先生的谈话中指出:


  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


  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要是运动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在地理上,战场这样广大,我们作最有效的运动战,是可能的。


  如果我们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的阵地上作消耗战的抵抗,将使我军失掉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犯阿比西尼亚的错误。战争的前期,我们要避免一切大的决战,要先用运动战逐渐地破坏敌人军队的精神和战斗力。


  在战争的过程中,中国能俘虏许多的日本兵,夺取许多的武器弹药来武装自己;同时,争取外国的援助,使中国军队的装备逐渐加强起来。因此,中国能够在战争的后期从事阵地战,对于日本的占领地进行阵地的攻击。


  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


  毛泽东先生在这里将抗日战争分为三个阶段:防御、相持、反攻。


  并指出:


  第一阶段应以大踏步的运动战为主,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


  这个战略无疑是正确的。在1946——1947年以得到了验证。可惜,国军以他的素质,无力实行这样的战略。


  第二阶段的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毛泽东先生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这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经济困难和汉奸捣乱将是两个很大的问题。”


  第三阶段才是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这个阶段所采取的主要的战争形式仍将是运动战,但是阵地战将提到重要地位。


  从战争阶段性的划分;每个阶段的战略原则、战术指导;以及即将遇到的严重困难、问题都作出了高瞻远瞩的论断。我们现在重读一遍《论持久战》,就会发现,历史的发展在许多方面与毛泽东的在抗战初期的论断有惊人的相似。这就是伟人光辉的地方,相形之下,蒋先生的光辉则要暗淡得多。


  在这里,我们还应看到一点。毛泽东所强调的战胜日本侵略的主要因素在于:“中国自己在前阶段中准备着的和在本阶段中继续地生长着的力量”。他看到了胜利的因素在于中国自己,是能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战胜日本侵略者。这与国民党几乎依赖外国力量,不相信中国能独立取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两国交战,所牵涉的层面至深且广。战斗的行为、现象,甚至阶段性结果,都只能说是冰山的一角。那么在水面下,那看不见的冰山,又隐藏了什么呢?现在,我们不妨从几个不同的层面,来看看国家在渡过初期抗战后的处境。”


  1。经济的困境。国府失去了沿海城市区和海关,收入减少了大半。但支出却大幅度增加了,首先是军费,要维持1400万人,其次是教育。


  2。再来看外交。“我们再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中日战争在国际间绝非是一个单独事件。... 我们都不断的努力着争取国际友人的同情与奥援。但这些努力所得来的只是令人寒心而已。”


  “英国,更不用说了。民国29年,竟听命日本,在我国海运港口尽失的状况之下,封锁了我对外交通的唯一管道——滇缅公路,达三月之久。回想抗战初期,我们为了争取一点点时间,每每要付出数以万条人命的代价。而现在,他们随随便便就把你卡死了,这种罔顾人命落井下石的绝事,只有高喊[人权]、[崇尚和平]的[先进]国家才做得出来。”


  “ 由此可见,在那段时间内,政府在外交上的处境实非孤立所能形容,因为我们还受尽了国际上的无情打击、戕害与扼杀。今天我们在此重提往事,无意去勾起什么新仇旧恨。只是希望后人能够记取这段历史的教训,体认国家积弱的悲哀。并看清现实国际社会互动的本质。我们该牢记的是∶本来,在西方的字典中就没有儒家所崇尚的[义]字的同义语。”


  这段话可以说是鲜血凝成的经验。


  3。政治


  “在如此恶劣的状况之下,我们自己所能做的,也只有勤修内政一途了。”


  4。军事


  第一战区,河南部分。司令官卫立煌


  第二战区,山西、陕西部分。司令官阎锡山


  第三战区,苏南、皖南、浙、闽。司令官顾祝同


  第四战区,两广。司令官张发奎


  第五战区,皖西、豫北、鄂南。司令官李宗仁


  第八战区,甘、宁、青、绥。司令官朱绍良


  第九战区,鄂南、湘、赣西。司令官薛岳


  第十战区,陕西部分。司令官蒋鼎文


  苏鲁战区,苏北、山东部分。司令官于学忠


  冀察战区,河北部分及察哈尔边区。司令官鹿钟麟

  这里面隐瞒了第六战区,第七战区。

  “在历史中,本来就没有独立的事件,因为它是交错接踵而来的。走入历史的森林,对一个现象而言,假如我们不能全盘的、综合的加以观察与衡量,就可能是真像残缺模糊,见树不见林了。如果你要刻意断章取义,那么整个历史便会因而被扭曲。”

第二十集《风云诡谲》
  片中语∶因为,任何指数一旦跌落谷底,只要不崩溃则必然会有起色。置诸死地而未死,则显然还有生机。这便是当时中国的处境。
  这确实是当时中国的处境,若是小国,早就亡了。正是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日本吞不下,中国才有生机。
  本片主要谈了两件大事∶长沙大火及汪精卫叛国
  长沙大火。使两千多市民在睡梦中被火焰吞灭。
  长沙大火是国民党焦土政策的牺牲品。
  焦土政策的初宗是好的,但决不可滥用。防止物资资敌应是拆毁军需物资及可资敌的战略物资,需要放火烧居民的房屋、医院么?
  防止物资资敌,有两种战略∶焦土抗战和坚壁清野
  国民党在国统区实行焦土抗战,不能不说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但当时确有许多人支持。花园口决堤后,数百万民众哀嚎遍野,仍不能自省,乃至长沙大火。令人叹息。
  反观共产党在敌后控制区实行的是存粮于民、坚壁清野。发动民众将棉花运进山,粮食埋于地。拆毁铁路的轨道及枕木都抬走埋藏。这样,使战争资源,日寇取不到,而又能安定民心,为我所用。
  若当时,国民政府能疏散民众到广大乡村,并发动民众将铜铁等器物等可能资敌财物埋藏起来,改用陶瓦之器;将粮食分散于民众保管,并教以埋藏的技术。民众为保护自己的财产必当尽心竭力,又何至于要焚城之举?
  焦土抗战实乃双刃剑,能给敌产生一时的困难。但对己方而言,造成大量的难民,破坏了生产力的恢复,其伤害却是长远的。
  国民党之所以要实行焦土抗战,追其根本原因,实是不能充分相信民众,不能发动民众之故。国民党虽高喊∶全民抗战,却又害怕民众。实际却是叶公好龙。
  长沙大火的最高责任者,在大陆另有版本。
  《长沙大火的真相》


  蒋介石从武汉撤退后到达衡阳,于11月7日到达长沙。此时的长沙,已成为日寇沿粤汉路南下进攻的目标。蒋介石亲自布置长沙撤退一事,对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等人说∶“敌人来了,你们长沙怎么办?”
  不等张治中回答,蒋介石又明确指示∶“还有什么可思索的,都用火烧掉,我们不能住,也不能叫敌人来住。┅┅不论粮食器材,凡不能带走的东西都用火烧掉。这是大家不可忘了的事。”蒋介石离开长沙后,11月12日委员长侍从室主任林蔚打电话给张治中,传达蒋介石关于在长沙实行“焦土政策”的决定。
  不久,张治中又接到蒋介石发出限1小时到达的密电,电文是∶“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张治中布置长沙警备司令丰悌、省保安处长徐权负责执行。张主席说得很明确∶“须在我军自汩罗撤退后再下令开始行动。”而且还详细布置说,开始行动时,必须先发空袭警报,使居民躲避,等到再放紧急警报时,再开始行动。
  因此,蒋介石在长沙实行“焦土政策”虽说方式不当,但明确指出是“长沙如失陷”时行动;张治中是说在往北70余公里外的汩罗江防线被攻破、空袭警报、紧急警报时再行动。然而国民党军队的纪律、法制观念一向十分淡薄,具体执行者根本没有认真理解蒋、张指示的具体时间要求。
  酆悌之死,也另有一说。
  上海大屠杀时,周恩来被酆悌部下所捕。然而酆悌及部下几位团长都是黄埔毕业生,周恩来任过他们的老师。酆悌前去看望之时,发觉部下几位团长面有惊慌,但他仍然装作不知。同意由他们解押,以至放走周恩来。此事后来被戴笠密报蒋介石,因而蒋介石不再信任酆悌,由侍从室调任长沙警备司令。
奉国府所命,调查长沙大火真像。周恩来在报告中极力为酆悌开脱,并将原稿交张治中叁酌。结果,周恩来开脱之为,适得其反,反促使蒋介石决心杀掉酆悌。而徐昆;文重孚则是冤枉为酆悌陪斩。
  第二十一集《烽烟再起》
  第二十二集《长沙会战》
  第二十三集《在北风中出击》
  民国28年底,全面总攻击的发起。一方面是长沙之役击退敌军所带来的信心,一方面也是成长于恶劣环境中的国军将领充分了解敌我当今状态的结果。
  昆仑关战役
  但这一战的意义却是非同小可的,因为它是淞沪以来,我军第一次在攻坚作战中得到了胜利。
  第二十四集《突出封锁线》
  第二十五集《火拼大江中游》
  枣宜会战。国军37个师,日军3个师团、2个支队,约10万人。军事委员会指示:避开日军进攻锋芒,以小股部队狙击迟滞,并分向山地退避,而后截其后路以消灭敌人
  国军以四个集团军的兵力,包围枣阳之敌。5月30日,日军终于在重重包围中,向南杀出了一条血路,但是在黄龙垱和方家集,却遇上张自忠的部队。5月8日在新街接敌,9日北进峪山,11日圆部倾力围攻,连战五昼夜,直到16日,张将军身中数弹,为国捐躯。74师也都在南瓜店附近的十里长山,为国家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日第3师团还是13师团?)6月14日,宜昌陷落。
  在大陆,对张自忠将军的忠勇一直都有很高的评价。
  在《血铸中华》中关于这一役的记载

  ★主办:共青团中央 中国社科院
  1940年5月1日,日军第十三师团配战车20余辆、飞机40余架,由钟祥北进,向中国第三十三集团军阵地攻击。守军利用地形与敌激战。至8日,日军先后攻占长寿店、田家集、丰乐、张家集、新野。此时,第二十九集团军向敌之侧背猛击,第四十一军也堵击日军北进。在信阳方面,日军第三师团、第四十师之一部击退刘汝明第六十八军及池峰城第三十军各一部,攻陷明港、狮子桥及小林店,至7日,又攻陷桐柏、唐河县城,并向枣阳进发。第三十一、第二集团军和李仙洲的第九十二军分路向日军侧击、尾追,8日收复唐河,9日收复新野。在随县方面,敌第三十九、第六师团之一旅待两翼包围完成,于5月4日开始向第十一集团军阵地攻击,先后陷高城、安居。第十一集团军主力转移至枣阳附近。这时,唐县正面之敌大举进攻,并以战车由两翼包围。此时枣襄公路被切断,中国军队从枣阳突出包围圈,留一七三师师长钟毅持久抗敌,掩护主力向唐白河西岸转进。至8日,日军攻占随阳店、吴家店,并冲入枣阳,与第一七三师激战。该师寡不敌众,且战且退,节节抵抗。师长钟毅以下大部分在新野县境壮烈殉国,而主力部队却安全撤出日军大包围圈转入外线。5月10日,各路日军会师唐白河畔。此时外翼部队反将日军左右两翼压迫于中央地区,将敌大部反包围于襄东平原地区。第五战区也转入攻势,令第二、第三十一集团军与第九十二师由北向南,第三十三、第二十九集团军由南向北,第三十九、第七十五军由西向东进攻,并以第九十四军进出汉宜路,深入京山、皂市、应城、云梦攻击敌后方联络线,同时鄂东游击部队第七军占领平汉路上的鸡公山、李家寨与柳林车站各据点。至5月16日,第三十一集团军克服枣阳。此役毙伤敌2.5万人以上,缴获炮60余门,马2000余匹,战车70余辆,汽车400余辆,及其他战利品不计其数。其时,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为歼灭退却之敌,亲率总司令部特务营与七十四师主力,赶至南瓜店堵截,适敌大股转回,反攻枣阳并反击张自忠截击部队,张军因兵力薄弱,直到所部伤亡殆尽,张亦重伤阵亡。17日,日军再占枣阳。第五战区部队撤向唐白河西岸,于新野、唐河地区集结。日军重占枣阳后,于襄河东岸集中,拟进攻宜昌。此时由东北抽调第四师团接替襄河以东的防务,以第三、第三十九师团由襄阳、宜城分别渡河,6月上旬陷襄阳,继占南漳。日军第六、十三师团则在汉宜路由汨口、沙岸分渡襄河,与南下之敌会合,向中国军队进攻,连陷荆门、江陵,进迫宜昌。国民党军节节西退,溃不成军,14日放弃宜昌,改取外线态势,于宜昌、当阳、随县、枣阳以北地区布防,监视敌人。这次会战,日军虽占有宜昌,然而始终没有捕捉到中国军队的主力,也未能解除襄樊和大洪山地区对武汉的威胁。是役历时近两月,大小战斗500余次。中国军队在会战中达到了牵制和消耗敌人的目的。
  第二十六集《重庆精神》
  片中语:汪精卫出走的背景也许不单纯,但对抗战前途悲观,显然是其重要因素之一。老实说,当时作如是想的人绝不止汪精卫一个。因为,从科学的观点来评估,我们实在算不出决胜的因子何在?!但是,这个因子却实然的存在着。古人有道[时穷节乃见],这里的节,指的是一种气节。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重庆精神]
  片中语:面对这一连串的横逆,一连串落井下石的打击,国民政府作出了坚决的回应:1940年9月6日明令重庆为战时陪都。
  本片将[重庆精神]解释成一种气节,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并将这种精神作为中华民族决胜的因子。
  不屈不挠确实是我们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但是在重庆蒋先生领导的国府是否真的体现了我们民族的这样一种精神呢?
  战后从日本揭露出来的“桐工作计划”(1939年11月)、“钱工作计划”(1940年11月)无疑给了否定的回答,这两个计划都是在汪精卫刚投敌后发生的。同时也证实了当年中共对国民党政府降日的担心,并非无根无蒂、空穴来风。
  对应的中共也宣传“延安精神”。
  什么是延安精神?下面是中共宣传部门的说法:
  延安精神的内涵十分丰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所培育起来的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中心内容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延安精神是延安时期共产党人的一种精神风貌、思想品格、道德情操和优良作风,也是中国无产阶级所特有的精神文明。
  延安精神的内在本质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和道德,其思想基础是实事求是,其最鲜明的特征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而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是延安精神的灵魂,始终贯穿于其中。
  延安精神,是胸怀祖国,心想革命大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延安精神,是廉洁奉公,不为个人、家庭、亲友或狭隘集团谋私利的精神;
  延安精神,是与人民群众甘苦与共、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精神。
  在1937年11月27日毛泽东写给其表兄文运昌的信中,鲜明概括地反映出延安的革命精神。信中指出:“惟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我们这里“上自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毛泽东书信选集》,114页)
  延安精神最突出的就是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延安,吃的是小米,住的是窑洞,穿的是粗布,物质生活可谓菲薄。然而,有千千万万的热血青年,不少还是富家子弟,从豪华的大城市,如上海、北京等地,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层层封锁线,投奔延安,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延安有真理,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有坚强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信念,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之,延安精神,是中国无产阶级所特有的精神文明。
  第二十七集《资源开发》
  片中语:在许多民生物资之中,粮食仍然是最重要的。据估计,后方14个省份的稻米生产,在战前占全国总产量的65%,照讲,战时应该够吃才对。但民国29年秋,重庆的米价却飞涨了两倍多,这一部分和当年欠收有关,但更大的原因是战争带给民众的不确定和不安全的心理影响,该卖的不卖,不该买的也买,于是[囤积应变],使市场形成了严重的供不应求的失调现象。加上奸商哄抬物价,后方经济的阵脚就更稳不住了。
  29年,政府采纳沈宗瀚的意见,实施[田赋徴实]办法。同时对有余粮的人,施行[给价徵购]
  不知为什么,本片没有谈抗战时期的经济“统制”政策。其实日本人对这个经济“统制”政策的评价还是很高的,因为它使得军心不散,维持了军队的战斗力。
  但我也注意到,国府就像一名蹩脚的武士,在挥舞“屠龙刀”杀敌的同时,也将自己身上的肉一片片的割下来。
我就来谈一谈,田赋征实。
  何谓田赋征实?田赋(国家农业税)原来是以货币形式征收的,1940年,国府不愿收自己发行的法币,改以征收农产品(实物)。
  为何不收法币?原来法币贬值太快。以1937年法币l元的购买力为例,1938年底时约等于战前币值6角,1939年底的仅值战前币值2角8分,到1940年底时降至8分左右,“自此逐降到1943年底只值半分,到日本投降前夕的1945年8月,已只合值战前法币五毫”。
  在第十八集《烽火桃李劫》中,王作荣回忆到:毕业时,我的毕业证上注有欠政府多少钱,这笔钱我都还了。不过还时已经一文不值了。那么,不值到什么程度?假设:1937年1万法币可供3名大学生1天2餐吃一年,到了1945年,就只能供1人吃1餐饭了。
  经济“统制”、田赋征实其本意为防止物价飞涨,稳定供给。在抗战时期,确实保障了军队、政府官吏的供给,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
  凡粮价上涨,势必刺激工薪上涨的压力,工薪上涨就会带动物价普遍上涨,从而引发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然而国府并非用田赋征实平抑物价,反而对通货膨胀推波助澜。
  1941年,每一元农业税换征2石稻谷,1942年变为每元征收4石稻谷。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流行的一首歌谣中就有:“市谷一石钱值万,如何官价只二千”的歌词。
  1941年国民党政府提出:“于征实之外,另行办理定价让购,每年参酌各省需要及当时粮价,分省核定征购数量、标准及价格,给付一部分现金,一部分粮食库券及储蓄券于秋收后随同田赋征实,一次征收。各省县级公粮,过去由县自摊派者.亦规定限度,随赋带征”。据粮食部的报告所说,是“近于摊派”。其付款方法是所谓“三七搭成”,即付给三成法币,七成粮食库券或法币储蓄券。粮食库券或法币储蓄券并不能在市场上流通,换句话说,粮食库券或法币储蓄券不能作为第二年的生产准备金。
  一方面,超低价征收,另一方面,剥夺第二年的生产准备金。如此一来,对农业生产的破坏性可想而知。
  田赋征实、征购、征借的“三征”政策,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三征政策实际上是对农民的掠夺政策,通过这种政策,国民政府从农民手中拿走了其收获物的一半以上。其被夺走的不仅是农民全部的剩余产品,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是维持他们自身生存需要的必需品。如1942年,在田赋较重的四川,每亩收获物的59.5%要被拿走;在湖南,被夺走的农产品占每亩产量的52.79%;云南被拿走的农产品也占到每亩的48%。通过三征,农村的粮食基本上被搜括殆尽。如此一来,虽然军粮、公教人员等非农业人口的用粮得到了保证,但劳动农民却要遭受忍饥挨饿的痛苦,绝大多数劳动农民只能以杂粮、野菜和草根树皮为生,饿死人的事情已是司空见惯。
  片中说,征收是对家有余粮的殷实户所实行。果真如此吗?当时大小地主都以政府增加田赋征实为借口,大肆向农民加租加押。1942年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曾通令各省说:“耕地租凭契约订定缴纳实物或改缴实物仍不敷完粮者,得请求增加地租”,如果有“争议或佃户抗不交租,得向司法机关起诉”。公开鼓动地主阶级把钱租改为物租,并把赋税的负担转嫁于从事实际生产的农民。(《中国近代经济史》P501)
  不合理的田赋征实和征购额度,造成大量自耕农的破产,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同时由于余粮不足,大量青壮年离开土地投军(有粮吃),使得农业生产人口大幅减少。吃粮的人增加,种粮的人减少,势必第二年又要加重征实和征购额度。
  为什么我说:国府对通货膨胀推波助澜呢?国府以低价强购(统制政策的统购统销),而以8倍以上的价格出售。加上农业生产力的衰退,使粮食更成了稀缺之物,由此带动物价的飞涨。
  当时,法币是国家的统一货币。国统区的通货膨胀同时对沦陷区(汪伪政权)的经济产生重大杀伤力。当时,共产党控制区为了保护边区的经济稳定,被迫发行边币。我们知道发行货币本是国家行为,边币的发行,促使共产党开始考虑管理国家级政府所需的人材,并开始为之准备。
  就个人来说,如果有两种货币,一种天天贬值,而另一种稳定得多。显然,人们愿意接受稳定的货币。因此,边币在华北、山东等地大行其道。
  我们来看一看,当时共产党在它的控制区是如何稳定货币的,同样也是从粮食入手。
  为了鼓励粮食生产。共产党除了开荒、移民、修水利等经济措施外,最主要的是实行减租减息。减租减息的具体办法,在地租方面,一般都实行“二五”减租。不论公地私地,佃种地等,也不论是钱税制、物租制、活租制和死租制(铁板租),一律照战前租额减低25%,如群众要多减时,也可以根据情况或三七、或四六减。减租减息政策从1937年8月正式提出,但受到了地主们的阻扰,他们企图用自耕、出卖、分家等手段来威胁农民,或将租额提高,达到明减暗不减的目的。所以减租减息到了1942年才在各解放区普遍实行。
  通过减租减息使农村阶级关系和土地关系都发生了有利于广大贫苦农民的变化。据太行区15个村的调查,减租减息后,地主和富农的经济地位比之减租前显著下降。地主占有土地的比例,从1942年前的23%降到1944年的3.6%,每户平均占有的土地,由98.6亩降到42亩。贫雇农的经济地位则显著上升,平均每户占有的土地数都有增长,许多上升到中农地位,使中农的户数显著增加,由1942年占农户数的37.8%上升到1944年的55.2%,中农占有的土地则由1942年前的37%增到1944年的60%。(《中国近代经济史》P542 这里的中农就是自耕农)
  所以,当1946年,国民党挥舞着“倚天剑”、“屠龙刀”向共产党猛扑过来时,耀眼的铠甲里面裹的却是一副瘦骨嶙嶙的身驱,他的肉差不多已被自己割光了。反观共产党,手中只有三节棍,但藤甲里面却是一幅壮实的身躯。所以,第一年,共产党只能左闪右躲,第二年,国民党气喘嘘嘘,第三年,国民党连招架之力都难以为继了。
  所以,虽然他们的名气不如出生入死、效命疆场的军人那么响亮。甚至我们连究竟有多少[战士]在经济战线上奋斗都无法统计。但他们对整个民族的贡献,却将永志于抗日战争的青史之中。
  据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1934年前后出版的几省农村调查记载,农村捐税的名目各省都有几百种。
  又据天津《大公报》1932年统计,全国捐税的名目有1756种。例如,不种鸦片的有懒惰捐,“大小便有粪溺捐.娶妻的有新婚捐,死人有棺材捐(福建),扫地有垃圾捐,以及过路钱,交通税,五花八门,不一而足。”特别是强迫人民种鸦片和重抽鸦片捐税,对人民所进行的毒害和压榨极为残酷。各地军阀争相勒种鸦片。蒋介石为了夺取鸦片税的收入,大肆叫嚷禁烟,实行鸦片专卖,又大规模武装运销鸦片谋取暴利,禁烟的结果,变成了无形的推广种烟。据估计,1932年鸦片产区达17省,面积400万亩.年产鸦片2亿两,捐税在3.43亿元以上。”其他捐税的数量也都在不断增长。
  例如1928年特别是1931年后.地价和农产品的价格都在猛跌。而田赋的征收数额却在逐年增高。江苏武进1925年至1932年七八年间就增加了一倍。田赋附加税,袁世凯统治时还规定不得超过正税30%,但1933年江苏海门、如皋的田赋附加税竞超过正税的二十五六倍。。同时,有些地方还要进行预征。1935年四川的达县、重庆、海南等县均已征至1970——1981年。据统计,1930年至1933年蒋介石政府的税收在除债款外的财政收入中达95%。在蒋介石中央政府的税项收入中,关税、盐税、统税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收入增长的很快,从1928年度的2.59亿元,增加到1936年度的10.57亿元。这三大税源同样被四大家族其及爪牙用来大饱私囊和发动内战。
  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1941年出版的《东南经济》4月号中说:“从后方到前方,从东南到西北,弥漫了‘暴发户争购田地’的气氛。后方的农村固然不必举例,凡关心报章的俯拾即是;就是前方的洞庭湖西岸的南县、华容,买田都很起劲,甚至连经手交易收取佣金的人也有成为财主的,由此可以证明地权变动的激增。”
  对国民党统治区土地的加速集中,中国农民银行的官员也曾披露说:自抗战以来,“原有不良之土地制度完全暴露其恶性现象,……如粮食囤积,土地兼并,农民困苦,地价上涨,…加上战时游资流入农村,兼并之风更盛,……卖地者,为受战时经济影响不能继续经营之半自耕农、小自耕农、及坐吃山空的小地主,购地者为因粮价上涨大发国难财者、土劣、富商大贾与满载而归的军人、政客及其他特权阶级等,由是土地逐渐趋于集中。”
  1944年广东省地政局局长高信在中国地政学会座谈会上承认;东江一带5亩以下自耕农.在抗战以来因生活高涨,无法维持,纷纷将土地抵押或出卖,去年(1943年)更抛弃土地逃荒,……现在广东占地万亩的地主却不在少数。又据广西桂林农村的典型调查,1936至1946十年之间,有80%左右的其雇农出卖了土地,这些土地有63%卖给了新兴地主和官僚,再据国民党农产促进委员会1944年对川、桂等11省114个县的调查,佃农半佃农的比重由1936年的57.7%,上升到1944年的62%。
  还可以从中国农民银行四川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1941年5月的调查报告和同年粮食部的施政报告得到说明。前一报告说:“万县一带谷租比例,主九佃一者有之,主八佃二者有之,主七佃三者有之,四区多为主七佃三,大概以主八佃二较为普遍”。
  粮食部的施政报告说:“农民终日辛苦所得,大部分要供给地主,这是最不公平的,就四川来说,成都附近一带,因为都江堰水利,田土甚为肥沃,农民所纳田租,最高的竞达收获量73%。其他各地大概要以60%归地主。最近七八个月以来,因为粮价飞涨的结果,四川地主所得,比以前增加了10余倍至20倍。……至农民方面,所得甚微,甚至有不够生活的,其影响生产,实非浅鲜。”
  农业生产陷入日益萎缩的境地。
关于资金问题。首先,中贫农的农业再生产资金大半被重租重税所消耗。例如1945年4月13日的《云南日报》社论指出昆明附近各县的农民缴了租税后的情况说:“近年来秋收后能够有余粮供一家半年食用的、每村不及一半,过年后还能有存粮供—家3个月食用的,每村更不过数户而已。在此期间,还有种种与时俱至的负担源源而来,迫使农民将存粮出售。于是谷雨—至,连播种都成问题.更逞论日常供食用的米麦……农民自播种起至收获前,因缺乏资本——主要是种种食粮和肥料——被迫忍痛将未来的收成以较现在为尤低的价格预卖给人”。沉重的租税,加上生产成本的提高和高利贷的剥削,使农民更大量地丧失其农业再生产的资金,成为农业生产缩减的重要原因之一。
  据1945年8月19日中央社报导:‘除了部分兵役官员的敲诈和勒索以外,在每千名被征新兵中受虐待致死的竟达840人。”。结果,所有农村壮丁,以及—部分超过或不及役龄的农民全被弄的不能安居乐业。不仅应服兵役的,就是许多应当免去兵役的农民,也经常因为害怕没有保障而逃避抓兵。他们或去城市,或入山林,暂时逃生。兵役和抓丁的结果,造成农民劳力的枯竭。据1941年中山大学农业系在广东连县19个村的调查,所有离村的男子,有38.7%是出外当兵的。那19个村男子连老汉在内共1256人,离村的就达501人。仅一年中,离村成年男子即占总数39.9%。
  抗日根据地的农业经济政策
  第一,开垦荒地,扩大耕地向积。由丁日寇的破坏和天灾的侵袭,使解放区存在着很多荒地。如据晋西北1940年调查,耕地面积仅是战前的84%。;又如1939年大水灾,晋察冀边区被毁良田不下17万坝。而陕甘宁边区在1937年以前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及水旱灾荒,耕地面积缩小,仅及全边区可耕地4000万亩的1/5强。因此,开垦荒地就成为解放区增加农业生产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措施。
  为了提高农民群众开荒生产的积极性,各解放区民主政府颁布了鼓励开荒的优待政策。如陕曾宁边区《优待移难民垦荒条例》规定:“经移民、难民自力开垦或雇人开垦之公地,其土地所有权归移民或难民,并由县政府发给登记证.此项开垦之公地3年免收公粮,经开垦之私荒,依照地权条例,3年免纳地租。3年后依照租佃条例办理,地主不得任意收回土地。”
  又如晋绥边区政府的《开荒条例》规定:“开垦生荒3年内免征公粮,5年内免交地租;开熟荒免征公粮1年.免交地租3年;开河滩地免征公粮5年,5年至20年免交地租。例如1942年3月和9月先后公布的《淮北苏皖边区垦殖暂行条例》和《盐阜区垦荒条例》,规定贫苦农民开垦公荒3年(淮北)或5年(盐阜)免除赋税。开私荒承垦人,3年不交地租有永佃权。各解放区开荒工作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陕甘宁边区,1937至1942年6年开荒约300万亩,增产粗粮50万石。1943年不包括机关部队和秋开荒的开荒数8亩,1944年不包括机关部队开荒数。”晋察冀边区在抗战8年中,共开生9亩,垦熟56亩,修4亩,加修梯田、改良碱地和平毁敌占沟墙.共在200万亩以上。”
  第二,兴修农利,扩大农田灌溉面积。“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边区抗日民主政府规定:“由早地变成水浇地的增产部分,3年免交公粮。靖边在1942年兴修了5000亩水浇地。全边区1942年新修水浇。”在敌后解放区.为了鼓励群众兴修水利,各抗日民主政府也颁布了水利政策,因此.虽然战火连天,仍取得空前的成绩。例如在晋察冀边区在八年抗战中凿,浇,开新渠3961道,浇;整旧渠2798道,浇,再加上其他增挑杆蓄水汪等浇,共浇。华中解放区的“水利建设成绩卓著”。例如苏北盐阜区在1943年冬1944年春两季5万人开浚的木丰、潭洋、鲁滨等8条河流,共长80里,平均宽3丈,深1.5丈,约23万余土方,受益田达14.5万亩。
  第三。农贷和各行各业的支援农业。为了扶植农业,在极端困难的战争年代里,解放区的民主政府对农业生产进行了尽可能的支援,发放了大量的低利或无利的贷款贷粮。以发展农业生产和调剂农村金融。为使农贷发挥更大的作用。
  《陕甘宁边区农业贷款章程》中规定:在农业生产、农村副业生产、农业供销和农田水利这4类农贷中以农业生产贷款为主,该贷款以勤劳贫苦农民为对象,农村副业贷款以具备生产条件的农户为对象;供销贷款一般以民办合作社为对象,供给农村必需品和运销剩余农产品的周转资金;农田水利贷款也要求经主管建设机关直接贷给生产的农民。不照章执行或转作不正当用途者,分别轻重给以处罚。这些规定说明抗日民主政府的农贷是为了帮助解放区的农业和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贷款的利率也低,长期年利1分,短期月利1厘,遇天灾人祸等意外事变,还可请主管机关减少或豁免偿还。在陕甘宁边区从1942至1946年经由建设厅和边区银行发放的农贷达9.9亿余万元。在晋冀鲁豫边区从1940至1945年5年中发放农贷共元。
  第四,提高农业技术,奖励生产和开展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运动。各解放区抗日民主政府颁布了各项具体的法令政策。奖励开荒、奖励兴修水利、奖励植棉、奖励繁殖牲口、奖励劳动英雄以及奖励技术发明创造等等,又都召开了盛大的生产展览会和劳动英雄大会。增加生产力要依靠技术和劳动,当时处在落后的农村,不能不多依靠劳动效率的加强和劳动群众劳动积极性的增高。
  第五,调剂劳动力。除了前面谈到的劳动互助、各行各业和军队帮助等项办法外,陕甘宁边区和敌后解放区还采取了奖励移民,动员妇女、动员“二流子”参加生产和生产放假等项有助于劳动力调剂的办法。关于生产放假,毛泽东总结陕甘宁边区的经验指出:“边区某些家境困难的党政工作人员,应每年允许他们回家2次,每次若干天,从事家庭生产。边区的小学、中学,农忙时必须停课,让学生及本地教员回家帮助生产,这也是调剂劳动力之一法。
  解放区部队机关学校的生产自给运动,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战略性措施.它是在解放区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当时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解放区都处于经济落后的广大农村。
  毛泽东指出:“由于是农村,由于是经常被敌人摧残的农村,由于是长期战争的农村,部队和机关就必须生产。由于是分散的游击战争,部队和机关也可能生产。在我们陕甘宁边区,则更由于部队和机关的人数和边区人口比较,所占比例数太大,如果不自己生产,则势将饿饭;如果取之于民太多,则人民负担不起,人民也势将饿饭。因此,我们决定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这种生产运动,是在当时“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是完全合理并且完全必要的”。八路军新四军这支打仗的军队“要当两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我们的军队有了这两套本领,再加上做群众工作一项本领,那么,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
  1943年陕甘宁边区生产自给的总额达财政总支出的64%,取之于民的仅占36%。 1944年边区直属机关15个单位总收入占总开支的比例,平均占51.07%。中央直属机关21个机关,生产共值小58石,占总开支77%,除自给外。尚节元(边币)。部队的生产成绩最好,是年自给生产共生产:细粮10万石以上,除去自用部分外,交到粮食局的,其中部队,边区系,中直系。部队中又以三五九旅成绩最好,是年共生产细粮2万石,除自食外,还向政府交纳公粮,打破了“吃粮当兵”的旧传统,树立了自己动手,艰苦奋斗的新风尚。
  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赞扬是年边区部队机关学校的生产自给说,“边区的军队,今年凡有地的,做到每个战士平均种地18亩,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袜,住的窑洞、房屋,开会的大小礼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纸张笔墨,烧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白己办。……我们的机关学校,今年也大进了一步、向政府领款只占经费的一小部分,由自己生产解决的占了绝大部分;去年还只自给蔬菜50%,今年就自给了100%;喂猪养羊大大增加了肉食;又开设了许多作坊生产日用品”。
  敌后解放区的部队机关生产运动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例如:晋察冀的北岳部队,据1944年11月的不完全统计,经营的土地.可收粮1.5万大石以上。早熟作物,仅一、四两个分区和个别机关统计,已收获7.9万斤以上。蔬菜5、6、7三个月共收300万斤以上,其他副业、牧业等生产获利截至7月半已达1899万元个晋冀鲁豫的太行部队同年开荒88l 72.43亩:太岳部队开,产,。
  各解放区,经过减租减息、互助合作,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力,农业生产在大生产运动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首先是耕地面积的扩大和粮食生产的大幅度增加。例如陕甘宁边区,抗战前耕地面积己缩小至843万余亩,到1945年又增至1521万亩.增长了79.4%。“而且有大量早地改成水田,从1940年到1944年就增至4.1万余亩。边区的粮食产量1943年达到184万余担,除当年总消耗162万石外.可余20万招。1944年更达200万担,不仅不再需要吃购进粮,而且有余粮输出。在敌后各解放区也都有不同样度的增加。如晋察冀解放区,经抗战8年的水利建设.新成水田和受益田,仅此一项估计每年增产粮食百万石以上。晋绥和晋冀察冀的太行、太岳分别扩大耕地55、30和22.5万亩,分别增产粮食16万大石、30和11万石。
  J•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纽约:每周评论出版社1970年版)第61页

 第二十八集《游击战》


  这一集真是集谎言、隐瞒、歪曲事实之大成者。当然,片中有些语句也是诚实的,如:


  “游击队员在对日作战的过程中,居功厥伟是毋容置疑的。但是,他们的生活处境与作战条件,则又是所有国军部队中最为窳陋的。”


  “在抗战期间,游击战士用自己的鲜血与生命,为整个战争所作的贡献,可以从这张表上看得出来,根据民国30年(1941年)的统计:日军在中国战场上配置的兵力,[治安]地区比作战部队多出了三个师团又20个独立旅(华北9个师团、12个旅,华东4个师团、4个旅,作战地区10个师团、4个旅),这就是游击部队在敌后发挥牵制作用的具体实证。在此时此地,我们仅以至诚,向那些有名的、无名的英雄们,致以无上的敬意。”


  隐瞒事实真像部分:(这些画面没有说明这些都是中共的武装游击队,反而在片后部诬蔑中共)
几个画面:
  1.在高梁地里行走的游击队员,头扎白手巾。典型的冀中平原装束。
  2.在湖泊中小船上的游击队员,头扎白手巾。这是白洋淀的雁翎队。
  3.从高梁秸杆中钻出的游击队员,
  4.对敌作战的民兵队。
  5.高梁地里头扎白手巾,正在射击的游击队员。
  6.锣敲过后,人们从地里、院子里拿起武器。头扎白手巾。
  7.拿起灶台,现出地道。
  8.片中埋地雷的镜头取自电影——地雷战。
  9.破坏交通,破坏铁路,切断补给线(百团大战中的破袭战)
  10.在砖窑内行动的武攻队员
  以上这些画面,分别取自于(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等反映中共领导人民抗日的影片。
  在游击战区的地图上:五台、太行、吕梁、太岳、都是共产党、八路军的根据地。后来增加的冀察(八路军)、鲁苏(鲁:八路军的泰山根据地;苏浙:新四军的根据地)也是中共军队的地域。
  然而,片中却说:“蒋委员长在南岳军事会议上明确地说:要以三分之一的国军,配备于敌军后方担任游击。事实上,当战事一开始,华北情势逐渐恶化的同时,军事委员会就已经令第一、第二、第五和第八等战区,分别在绥远、山西、豫北、鄂、皖等地据险建立基地,展开游击战了。”
  好家伙,这一下将所有中共军队的作战地域都划归国府名下了,在这些地域的中共战绩自然也归了蒋委员长。末了再骂一句:中共游而不击。篡改历史的恶劣程度真是令人瞠目结舌!
  只是不好解释的是:为何抗战胜利之时,这些地区的县级政府全是共产党的?这些地区的军队也全是共产党的?以至到平津等地接受日军投降,需要从后方空运军队?
  只有中条山是国军的游击根据地。在1938年至1941年初的四年中,日军曾先后八次大举进攻中条山,企图打开这道黄河北岸的防线,向黄河以南进犯。日军的八次进攻都碰了个鼻青脸肿,惨败而回。1941年6月10日中条山失守。
  “七七之后,他们几经演变,而组成了东北抗日联军继续作战。直到战争结束,还保有十至十五万之多。其中以赵尚志、杨靖宇、周保中等人实力较为雄厚。可惜赵尚志和杨靖宇都在作战中壮烈殉国。只有他们英勇的故事还留存于白山黑水之间。”
  在片中提到了东北抗日联军,却隐瞒了东北抗日联军的主力都是共产党的部队。
  东北抗日联军共有11个军,人数最多时有4万多人,其中,第一、二、三、六、七等军是在反日游击队(中共满州特委领导)的基础上建立的;第四、五两军是在王德林的救国军、李杜的抗日自卫军余部的基础上建立的;第八、九、十、十一军是在义勇军余部和抗日山林队的基础上建立的。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的军长兼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为中共党员。
  第一军于1932年7月,辽宁省磐石县成立,初时有8支步枪,3枝手枪,几十棵手榴弹。3/5是朝鲜族人,2/5为汉族人。
  1932年11月,中共满州特委派杨靖宇来,被推举为军长。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师1个教导团,共3000余人。
  1936年3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成立,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治委员,李学忠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师1个教导团,共2000余人。
  1936年1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成立,赵尚志任军长,李兆麟任政治部主任。下辖10个师,共6000人。
  1936年9月,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成立,夏云杰任军长,张寿篯任政治部主任(代)。下辖4个师,共1500人。
  1936年11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成立,陈荣久任军长,崔石泉任参谋长。下辖3个师,共700余人。
  以上各部为中共满州特委所直辖(即在军中建有党组织),主官全为中共党员。非中共满州特委所直辖的部队如下:
  第四军,1936年3月编成,军长李延禄(吉林延吉人。16岁投入东北军,1931年入中国共产党。),政治部主任黄玉清,下辖3个师,共2000余人。
  第五军,1936年2月编成,军长周保中(1927年7月在武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副军长柴世荣,政治部主任胡仁,参谋长张建东,下辖2个师,共700余人。
  第八军,1936年9月编成,军长谢文东(投日叛变),副军长滕松柏,政治部主任刘曙华,参谋长于光世,下辖6个师,近1000人。
  第九军,1937年1月编成,军长李华堂,参谋长李向阳,下辖3个师,共800余人。
  第十军,1936年冬编成,军长汪雅臣(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副军长张忠喜,政治部主任王维宇,下辖10个团,共700余人。
  汪雅臣是东北胡子出身,他的队伍是由反日山林队联合组成,汪雅臣在带领队伍与日伪作战的同时,发现在各种抗日队伍中,只有中共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在斗争中越打越大,越打越强,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抗日最坚决。他于1935年春,找到了中共珠河中心县委的负责人冯仲云等。汪对冯仲云说,我坚决接受中共的领导,你快把我的部队收编了吧,最好能把我们收编为你们第3军的一部,我跟你们一起抗日到底。冯仲云等经过认真考虑后答复他说:你还是回到五常南山那里去,我们把你的部队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的第8军,你看怎么样?汪雅臣说:你们说咋办就咋办吧,我相信共产党。
  1938年开始,日军调集巨大的兵力(70余万,其中围剿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的兵力达30万人)对东北抗日联军进行“扫荡”,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采取极端残酷的手段进行镇压和封锁。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进入艰苦的阶段,许多优秀将士先后牺牲,部队遭受严重的损失。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一步加强了对东北的统治,抗日游击战争的形势更加恶化。为了保存实力,坚持斗争,中共满州特委决定把抗联缩编成一个旅,旅长周保中,副旅长李兆麟,下辖4个教导营和一个通讯营,全旅约1700余人,转入中苏边境地区进行整训和学习。
  以上来源《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
这里提到东北抗日联军的赵尚志(三路军)、杨靖宇(一路军)、周保中(二路军)


  我将这几位的简历整理如下:


  杨靖宇 :中共满州特委军委书记。


  生于河南确山。1923年到开封读书,期间曾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回家乡从事农民运动,组建农民武装。1927年4月参与领导确山农民暴动。6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0月组织刘店农民秋收起义后,任农民革命军总指挥,领导开展游击战争。


  1932年秋奉命到南满,按照中国工农红军的经验整编、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并任政治委员。团结各路抗日武装,创建了以磐石红石砬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1933年9月起历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独立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第一军军长兼政治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等职。在抗击日伪军讨伐的作战实践中,总结提出了"不击中敌人要害不打"、"对当地人民损害大不打"等"四不打"原则和"敌合我分,敌进我退,乘敌之虚,各个击破"的游击战术。


  1934年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1940年1月在所部遭日伪军重兵围攻的险恶形势下,组织指挥部队分散突围。在得不到任何粮食补给的情况下,在冰雪山林中只身与敌周旋五昼夜。2月23日在吉林省蒙江县三道崴子壮烈牺牲。遗体被日军割头剖腹,发现胃里只有棉絮、枯草和树皮。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通化支队被命名为"杨靖宇支队",蒙江县改名为靖宇县,以资纪念。


  题外语:本片那几位自称游击战士的人,谈到当时的生活如何苦,可是没有一人提到吃草根、树皮。然而吃草根、树皮几乎是每一支中共游击队都发生过的事。


  赵尚志


  1925年2月,考入哈尔滨许公工业学校。


  1925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被派往黄埔军官学校第五期学习。


  1932年春,曾先后任全满反日总会党团书记,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


  1936年6月,被任命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但因错杀第十一军军长祁致中(山东曹县人,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到党内严重处分。


  1942年2月12日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被俘,宁死不屈,壮烈牺牲。


  周保中(1902-1964),原名奚李元,字绍黄,白族,大理市湾桥村人。周保中是著名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总指挥,抗日民族英雄,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


  1917年2月,年仅15岁的周保中毅然从军,参加"靖国护法"战争.


  1922.11-1924年他在云南讲武堂学习军事。


  1926年他到广东参加著名的"北伐战争"。



  1927年3月,周保中担任程潜第六军五十六团副团长。


  于1927年7月在武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12月,他担任六军十八师副师长,在湘、浙、豫等省从事兵运和联络工作。


  1928年底,党派他到苏联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学习。


  1941年"九.一八"事变后回国,赴东北参加抗联领导工作。


  从1932年1月到1946年的14年中 ,周保中作为东北抗联的著名军事指挥者和卓越领导人之一,沉重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他曾5次受重伤,有一次肚子被子弹打穿,肠子流出来,他忍痛用手把肠子塞进肚内,又继续战斗。他曾用刮刀刮去被子弹打烂的皮肉,在不用麻醉的情况下,让人用铁工钳子把子弹拔出来,惊得部下目瞪口呆。他以自己的英勇行为,身先士卒,赢得抗联将士对他的无比信赖和爱戴。


  在14年的抗日斗争中,周保中历任满洲省委委员、军委书记,绥宁反日同盟军军长、党委书记,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吉东省委书记、东北抗联教导旅旅长,中共东北委员会委员、书记,东北人民自卫军总司令。


  1950年2月,任云南省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省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云南省委委员、常委,省政府党组书记,省委统战部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云南大学校长等。


  1952年底,他调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政法委员会主任兼民政部部长。


  1954年后,周保中相继当选为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在中央"八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并担任全国政协一、二、三届常委,国家民族事物委员会委员。


  1964年2月22日,周保中将军逝世于北京,终年62岁。


  抗日女英雄赵一曼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生于四川省宜宾白杨嘴村。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同陈达帮结婚。1928年她一人回国,于春节后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宁儿”,此后一直带着孩子在上海等地从事党的的秘密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她遵照党的的指示到东北开展工作。


  1935年秋,赴珠河游击区工作,担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特派员和妇女会负责人,中共珠河区委书记。同年秋兼任抗联第三军一师二团政治委员。


  1935年11月15日在同日伪军作战中负重伤,22日被捕,被捕后第10天,被押到哈尔滨伪滨江省警务厅,敌人对其进行严刑审讯,她坚贞不屈,拒不吐实,因她伤处化脓严重,敌人不得不把她送进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监视治疗,看守警察董宪勋,女护士韩勇义,都是有正义感的青年,她向他们讲述抗联战士的事迹,争取她们逐渐由同情,羡慕到决心参加抗联队伍,她伤势见好后,她们共同筹划逃离医院,奔赴抗日游击区,
经过周密准备,于1936年6月28日深夜,顺利地逃出哈尔滨,
29日上午7时,伪警务厅得知这一消息,当即跟踪追击,30日晨5时,伪骑警队在离抗联游击区不到20里的阿城县金家窝堡,追上了她们,3人被押回敌警务厅,1936年8月3日于珠河(今尚志)小门外刑场,英勇就义,年仅31岁。


  赵一曼的遗书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另外一封这样写道:
  亲爱的我的可怜孩子啊!……母亲死不足惜,……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替代母亲继续斗争,自己壮大成人,来安慰九泉之下的母亲!……
……我的孩子自己好好学习,就是母亲最后的一线希望。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在临死前的你的母亲


  两份遗书字迹刚劲清秀(现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抗日战争馆里)。赵一曼这字字千钧的绝笔浸透着中国共产党人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甘愿献出一切的共产主义精神和大无畏革命气概,表达了一个坚贞不屈的母亲对自己的孩子寄予的无限希望。


  《日本人记载的赵一曼被害经过》


第二十八集《游击战》——皖南事变
  当年在第三战区担任宣传工作的马树礼回忆国军和中共新四军作战的一段往事说:.....要新四军撤退到长江以北?这一段话全是撒谎。
  千古奇冤
  江南一叶
  同室操戈
  相煎何急
  周恩来
  1.新四军的组成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同意将分散在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河南、浙江、安徽等八省的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1万2千余人)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新四军”(简称“新四军”)
  这1万2千余人个个都有与国民党操家灭门之仇,国民党剿了两年都没剿灭掉。当中共派人上山通知他们接受改编时,有不少上山干部被他们当作“叛徒”冤杀,其中不少是弟杀兄、父杀子、妻杀夫的惨事。可以说这是一批共产党的铁杆兵,有多年作战经验的老兵。他们与国民党有深仇大恨,同样国民党也对他们恨之入骨。
  2、新四军的作战与根据地的扩大
  1938年4月,在国民党军队向西溃逃,武汉受敌威胁的紧要关头,新四军兵分两路,挥戈东进。其中江南部队在陈毅、粟裕等率领下,沿长江南岸向苏南挺进,于六月进到京沪地区,经过多次战斗,到同年十二月,初步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报据地;另一路江北部队在张云逸等率领下,沿长江北岸向皖东前进,于五月进入安徽的梁湖、无为、定远一带,建立了以藕塘为中心的江北抗日根据地。
  1939年春,东进游击支队向徐州挺进,到达永城、毫州、涡阳北部一带,连战皆捷,并在这个地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同年八月,永城县长高雨亭率永城抗日武装千余人参加了东进游击支队,继而萧县抗战纵队在中共党员率领下也来参加;同年冬,胡晓初又率部千余人参加。东进游击支队因此扩大到七千多人,正式改名为新四军第六支队。在润阳、蒙城、萧县、宿县、变县、怀远、风台等地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对日寇形成极大威胁。从一九四O年开始,日寇调动重兵进行“扫荡”。在反“扫荡”战斗中,著名的有“四一战斗”与“六一战斗”。在“四一战斗”中,新四军击退了日伪二千余人的进攻,新四军第六支队一总队队长高雨亭英勇殉国。
  日寇集中驻扎在京沪线的兵力三万余人,于1939年4月21日分三路杀来。国民党第108师、第52师弃地而逃。新7师、第144师和第145师也不战而退。新四军得知敌人进攻的消息后,立即命令驻守在军部附近的第一团及直属队,向三里店、峨岭一带进军;命令驻守铜(陵)繁(吕)地区的部队,坚决阻击由狄港、铜陵进犯之敌;同时动员武装民众,配合部队作战,进行坚壁清野。当新四军增援南陵的部队进入左坑附近时,驻守南陵三里店、峨岭一带的国民党部队早巳逃之夭夭。新四军孤军奋战,在左坑前面山地及涂塘、父子岭一带,同有飞机掩护的敌人步兵三千余人、骑兵七百余人展开激烈战斗。经过两昼夜血战,始将敌寇击退,击毙击伤敌兵一千多名。残敌向何家湾溃退,又遭新四军另一部截击,全部被击溃。新四军驻守铜陵、繁吕的部队,与进犯之敌在天门外、中分村、方村一带展开激战,历时十四天。敌寇死伤惨重,向后溃退。致四月底,新四军及广大抗日民众终于取得了皖南第一次反“扫荡”的胜利。
  日寇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上旬,集中一万多兵力,发动了对皖南的第二次“扫荡”。其目的一是巩固长江交通线,集中力量配合其对中国大后方进行战略进攻;二是乘秋收之机,掠夺一批粮食,以供军用。
  敌人主力分为两路发动进攻,其中的一路由铜陵深入,与新四军血战数日,死伤其多,残部向铜陵逃去;另一路由芜湖经黄墓渡,迅速、顺利地通过了国民党部队的防地——麻桥、南陵,攻下三里店,迫近左坑、汀潭一带后,遇到新四军一团的坚决抵抗。与日寇激战一昼夜,毙敌六百余,迫使残敌向晓林败退。叶挺随即率领部队追击,在枫坑口又毙敌数百,缴获轻机枪及其它军用品一批。此时,进攻的敌寇弹药耗尽,军心动摇;新四军部队乘胜追击,准备配合驻守径县县城的国民党部队.于大河边夹击这股逃敌。不料,国民党部队早已撤离径县县城,致使日寇得以安然渡过大河,逃入径县县城固守。新四军连夜追击,将县城包围,冲杀四次,重创敌寇。国民党战区司令顾祝同、上官云相此时却强令新四军部队停止追击,将径县县城交与国民党部队,致使残敌得以逃出重围。
  至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形成了长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的抗日游击区。并着手在一年以内改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按照这一设想,新四军决定东进黄桥,建立根据地。
  3、黄桥保卫战(这就是马树礼所说:打死国军军长的一战)
  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确定东进黄桥的方针之后,部队在扬(州)泰(州)地区休整了一周,随即于1940年7月25日出发,在7月26、27日通过口(岸)泰(兴)线上的寺港口、缪湾等李明扬、李长江防区。通过时,李部如约让路,并朝天鸣枪,新四军则佯作夺路而过的样子。韩德勤得知苏北新四军东进的消息,当即命令何克谦的保安第四旅由黄桥及其以南地区向北进攻,同时命令陈太运率税警总队自曲塘南下至北新街一带,企图实行南北夹击,消灭新四军东进部队于运动中。
  对此,新四军苏北部队采取了不同对策:在击溃陈太运的两个团并歼其一个多营以后,如数遣返了俘虏,主动地送还了部分枪支,警告他不要跟着韩德勤打内战,应该团结抗日;与此同时,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以第二纵队占领黄桥以北及东北的蒋垛、育溪、营溪,以第一纵队占领般经,截断何克谦的退路,以第三纵队攻占黄桥及其以南地区。28日经过一夜激战,以上各部均胜利完成任务,于29日凌晨共歼国民党顽固派何克谦部主力近两千。在中共团结抗日的号召下,何克谦部两个团由陈宗保等率领于战后起义。
  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以及新四军部队的迅猛发展,韩德勤感到莫大威胁。于9月3日,编成左路军和右路军,向新四军发动进攻。与此同时,天长、六合的日寇以步兵一千五百余人,骑兵数百;在9月5日,攻陷了新四军在路东的中心区马集、竹铁集、舜山、半塔等地,与韩德勤遥相呼应。这次进攻很快被击退。
  韩德勤于是亲自指挥二十六个团共五万余兵力,于1940年10月3日,进攻黄桥地区的新四军苏北部队(作战人员为5000人,把机关、后勤、文宣部门算上共7000人)。新四军苏北部队决定以四分之三的兵力作为机动突击力量,仅以四分之一的兵力守卫黄桥。李明扬、李长江、陈太运及日军都密派人观战。
  10月3日,首先进入战斗的是韩德勤的嫡系主力翁达旅,3000人,一字长蛇,拉了9华里长。新四军主动出击,将翁达旅截为几段,经3小时,全歼翁达旅。与此同时,黄桥守军虽有较大伤亡,但仍挡住了韩德勤33师的进攻。
  10月4日夜,新四军完成对第89军的合围,首歼33师于小二房庄,总攻时,陶勇将黄桥守军中的伙夫、文员全部派上战场,于6日清晨,全歼第89军。军长李守维淹死在沟河中。这就是马树礼指责新四军打死的军长。韩德勤余部军心溃散而逃。
 4、皖南事变


  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九千余人,在奉命移防途中,于6日到达皖南茂林地区,突然遭到国民党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的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包围和伏击。新四军血战数日,除千余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非法扣留,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人遇害。达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千古奇冤”——皖南事变。


  5、皖南事变前的国民党密件


  一九三九年国民党制定的五个机密文件摘录


  共党问题处置办法


  (分别密令各省党政军高级长官)


  党政方面


  (1)全国上下均应一致遭奉抗战建国纲领,以实行三民主义为最高原则,任何纠纷,皆当依照法令处理。


  (2)共党在各地不得假借名义,为任何公开或秘密之组织及民众运动,如经发现,即勒令解散,并予以应得之处分。
(3)共党外围组织,如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工人救国会、农人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全国学生联合会等,应即严令取消,由中央指定机关接收训练。
  (4)共产党员非经中央特许,绝对不准服务于各部队、机关及军事性之学校、交通及产业机构中,上述各部门尤应严格防范共党潜入活动,发展其秘密组织。
  (5)个别共产党员在各地一般公私机关团体服务者,必须开列名单呈报中央,否则一经查觉,即以战时非法活动论罪。
  (6)共党应即停止违反本党政策之种种宣传及共产主义思想之传播与该党党章决议宣言实际活动情形之公布,关于“统一战线”、“新阶段”、“拉丁化运动”、“新启蒙运动”、“民主政治问题”与“少数民族问题”等等宣传活动,即应取缔。
  (7)共党加办有报章、杂志、书店或印刷所等,均应依法办理立案登记等手续,并遵照法令之规定,报章、杂志不得载有违禁之文字或广告,书店不得发售违禁之书籍刊物,违则即行封闭。其他报章杂志如刊载有共党色彩之非法文字,亦应同予取缔。至出版事业收归国有国营时,共党所办之报章、杂志、书店及印刷所等,则一律不许继续存在。
  (8)对付共产党员之态度可分为两种,上层注重“理性之折服”,以“严正”对之,中下层则予以“事实上之教训”,以“严厉”对之,但对于思想不定之青年,则宜开诚感格,善为诱导,佼之悔悟。
  行政方面
  (1)绝对否认所谓“陕甘宁边区政府”之组织,中央决定认此为地方问题,授意各该省政府自动以种种必要手段恢复管辖权力。
  (2)共党在华北游击区内组织之地方政权,应即令移交冀察战区党政委员会分会。
  (3)教育与训练机关,必须绝对统一于中央, “陕北公学”与“抗大”应令停办,或归中央接收,至少其教员应由中央遣派,课程应请教部核定。
  (4)任何地方不得建立违犯本党立场及中央法令之经济制度。
  (5)根据重庆财政会议,战地省政府得发行以法币为基金之省纱及辅币(军用流通券),但各省发行之数量,应先呈准,不得滥印滥发,以防流弊。
  军事方面
  (1)加派有力部队,或忠实精干之游击干部前住冀、鲁,强本党在华北之武力,以限制共党之发展。
  (2)加派有力部队开入陕北,或陕北就地编组军队,以树立本党在该区内之武力,保障党政工作之推进。
  异党问题处理办法
  战地党政委员会公函
  案奉 委座办四次(二)代电节开: “办公厅转陈该会战党勒字一七六三号函暨附件均悉。查该会对异党问题处置办法所拟实施方案,尚妥。关于党政部分对晋冀察边区问题三四两项,仍应由该会会同中央各党务机关确实推行情由希查照迅速办理为盼。”等因,奉此,自应遵办,除分行外,相应抄同原方案函请
查照办理,并将办理情形随时见复为荷。
  此致
  中央社会部
  附 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党政部分对晋冀察边区问题第三次第四次实施方案各一份
  主任委员 蒋个正
  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敬礼
  1940年11月14日,国民党政府军令部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拟出《黄河以南剿灭共军作战计划》,规定第一步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所部,于1941年1月底以前,肃清江南新四军。12月3日,何应钦在给军令部长徐水昌的亲笔函件中提议:“若江北异军(指新四军江北部队)竞敢攻击兴化,则第三战区应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翌日,徐水昌即将何应钦的意见呈报蒋介石。将介石阅后照准。
  6、皖南事变前中共给叶挺、项英的电文
  (皖南事变中项英应负主要责任,项英自持中央所派,独断专行,又优柔寡断。迟迟不肯离开无战火的云岭,前出到江北。至有此败)
  毛泽东1940年12月26B给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的电报。电报全文是:
  “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于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向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们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犹豫动摇,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己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自己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233页,解放军军事科学院1981年12月版)
  7、皖南事变后毛泽东的讲话
  “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⑸,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我们是珍重合作的,但必须他们也珍重合作。老实说,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经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
  至于重庆军委会发言人所说的那一篇,只好拿“自相矛盾”四个字批评它。既在重庆军委会的通令中说新四军“叛变”,又在发言人的谈话中说新四军的目的在于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创立根据地。就照他这样说吧,难道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算是“叛变”吗?愚蠢的重庆发言人没有想一想,究竟到那里去叛变谁呢?那里不是日本占领的地方吗?你们为什么不让它到那里去,要在皖南就消灭它呢?啊,是了,替日本帝国主义尽忠的人原来应该如此。于是七个师的聚歼计划出现了,于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发布了,于是叶挺交付审判了。但是我还要说重庆发言人是个蠢猪,他不打自招,向全国人民泄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计划。
  ———————《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毛泽东
宋庆龄等上书蒋介石


  蒋总裁暨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诸同志:
  抗战进入第五年度,敌人失败之局已定,国际于我有利之势已成。今年已迫近最后胜利年,我国人白当坚信而共作决心以赶之。谁是日寇失败命运之决定,并非即我民族解放之最后完成,我之抗战尚未脱离危机,仍密经历更大之艰难困苦,则诚如总裁今年元旦所昭示。溯自我党前年临时大会确定抗战建国纲领以来,明示国策,为建国而抗战,亦为抗战而建国,实即指示最后胜利之机,系于国内种种适宜之设施与措置。如被沦陷区域之收复,被凌压人民之解放,三民主义之实现,国家民族独立自由和平地位之达到,均将以此为基点。然而最近则有讨伐共军之闻甚嚣尘上,中外视听,为之一变,国人既惶惶深忧兄弟阋墙之重见今日,友邦亦窃窃私议中国抗日之势难保持,倘不幸而构成剿共之事实,岂仅过去所历惨痛又将重演,实足使抗建已成之基础堕淤一日,而时势所趋又非苦比,则我国家民族以及我党之前途,将更有不堪设想者。
  夫共党问题,原为世界性之问题。世界之病态不除,此种势力组织必存在,我总理早已揭示其端。此种世界性组织,既由世界资本主义影响之所及而存在,即或以武力作一时之侥幸之解决,仍必复生滋长,决不能以人之加以消灭,已为无疑之问题,此一义也。我总理过去提携共产党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伟谋远见,无待费言。是以总理临终时曾致书苏联其本旨外在联合苏联,而内在训示吾人应以国内和乎合作团结互助为重心,各同志对此当能念念不忘。今兹日寇欲沦亡我国于殖民地,日寇为我党之敌人,也正为共产党之敌人;敌人之死敌亦即为我之良友,则我党不宜以如何消灭共产党为决定政策之出发点,实亦毫无疑义此又一义也。今日之中国共产党既在我政府领导之下,则仲其发展所长为我党之他山,成抗战之干城,此正合于总理天下为公之怀抱,亦即切符总裁昭示国人发挥国家无限潜力之意旨。是则无得我党,有益国族,又更为目前迫切之要义也。
  且党派问题,决非处理共产党一党之问题,而为处理我党以外各抗日党派之一般原则。各党依法自由发表,本为民主国家当然之定则,而各党各派在同一革命日标下不互猜忌,尤为我国在抗建时所必要。我党领导革命以进予创行宪政权之所在,责无穷贷。今日大敌在外,内己一致,一切问题,在乎发展内容,而不拘泥形式,在乎统括大体,而不苛求枝节。设使有力于此无从运用以对外,迫而施之于内,以竞生存,在我为自孤其势,在人且将谓我领导无方,殊非我党诸同志之始愿。为期中国革命之完成,为保我党领导于不隳,要在示人以宽,感人以诚,动人以德,处人以信,我总裁及中央诸同志,知必已筹虑及之。
  更有进者:总裁屡次训话,敌人所欲我者,我当避免,敌人所不欲予我者,我当坚持。今日敌人既濒败境,惟欲我抗建实力之削弱,以至于消灭,于是惟欲我发动剿共以造成无限制之内战。而在我痛心敌人以战养战之阴谋,应从扶植沦陷区域各种抗日实力入手。力避敌人以华制华之毒计,当于保障国内绝不酿成分裂开端,盖已成为莫可争辩之关健。诚如此,国内前后种种磨擦事件,无因而生,敌人近来种种谣言攻势,不攻自破,总裁所病根过去敌人之挑拨离间商剖分裂政策,将永无实施机练,功罪之分,成败之界.至为显明,匪独国人所深知,抑亦敌友所均悉。
  我总理遗训,唤起民众,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至理昭垂,放今尤为切合,总裁所云: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抗日救国之责任,早已普及深入于国人之心,乃有胜利抗战,以进入第五年度。今年成为我国最艰辛最重大之一年,而剿共问题,恍若泊在眉睫,引起国人惶惑,招致友邦疑虑,又因以便利敌人之乘问抵隙,不得不有望于总裁暨中央请同志之毅然决然,进谋国内和平之巩固。窃以为镇守总理遗训,力行我党国策,撤消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一举手措足之劳,即可转定抗建基础,安如磐石,至于共产党所言所行,苟系有违国人公意,必不为国人所爱护,何须施以武力。如其有力可用.我党自应询国人公意,而加以爱护导之于有用之地,亦无所用其危疑。我党政策彰彰在人耳目,如何发扬广大,责任在我。几诸所陈,率秉爱国爱党之衷心,希垂察焉。
  宋庆龄 柳亚子
何香凝 彭泽民
  一月十二日


  陈嘉庚致国民参政会转国民党政府电
  国民参政会转中央政府钧鉴,全国军政长官全国同胞公鉴:
  去岁春间,庚以商侨总会主席名义,代表海外一千一百万华侨,率领慰劳团回国慰劳,并考察战时军政现象,民间情形,以及经济生产事业,语其大旨,不外面端:一则藉视祖国抗战实情如何,最后胜利有无把握;二则搜寻各种进步实证,携回宣传,鼓舞侨胞,加强捐汇,自春祖冬,阅时九月,西北高原,东南领海,足迹所经,几十五省,而耳目所及,士兵则艰难苦战,不顾死生,民众则勇跃效劳,不惜血汗,爱国精诚,真足使人感奋;惟政治不及军事,贪污尚尚据津,喷喷人言,亦无可诧,所幸领袖贤明,举国拥戴,强敌虽然末退,胜利确有可期。比及南归,据实报告。寸心本无爱憎,片言绝不杨柳。海外华侨,捐资救国,纯为热情所驱,不以有党而增,亦不以无党而减,推倒满清,朔赞民国,救济灾难,捐输教育,数十年如一日,千万人同此心,当地法令,共产党既不许潜藏,国民党又未能活动,百千人中,有党籍者,一二而已,多数华侨,成能明识大体,发扬正义,不分党派,爱护国家,抗战之韧,获得国共两党,统一对外,莫不勇跃欢呼。不意中途磨擦,谣琢续兴,遂至热望冰稍,义捐停缴,或者庆首理额,骇汗相告,庚总侨团,义难坐视,乃于回国期中,分说渝延两党领袖,垂涕而道,苦劝息争,用以顾全大局,蒋委员长表示优容,毛泽东先生托述拥戴,庚闻之良慰,且亦以此引告国人,期勿相惊伯有。乃南归末逾一月,危机又遍国中,位此敌焰犹张,国仇未雪,如复自为鹬蚌,势必利落渔人,民族惨祸,伊于胡底,华侨无党派立场,无利害私见,睹兹异象,弥切记忧。庚久处炎荒,字闻政治,人间名利,视者漠然,党派异同,更非所问,兹逢第二届参政会开幕,猥以愚拙,谬厕一员,爱举所怀,以告同感。尚祈一致主张,弭止内争,加强团结,抗建前途,实利赖之,天海非遥,愿闻明教。
  陈嘉庚叩歌(一九四一年二月新加坡发)
  上海各民众团体呼吁团结的快邮代电
  全国各报馆,转全国同胞,国民政府林主席,国民党蒋总裁.共产党毛泽东先生暨各党领袖,并参政会诸公钧鉴:据报载新四军以不遵令调防,致碍友军,已由第三战区顾司令长宫下令,以武力制裁,并由军事委员会命令,取消其番号。此事内幕究若如何,因电文简单,我上海民众,未能尽悉蕴底,窃以仅此抗敌不逞之际,忽有偌大不幸事件发生,政府或有难言之隐。然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先哲明训,足资做惕。况新四军成立以来,转战大江南北,其卫国卫民之功绩,中外各报,迭有记载,事实惧在,均可复案,纵有误会,亦不难以政治手腕解决之,何至兵刃相见,而始同室操戈之讥。我上海民众现在各就本位,戮力抗建大业,聆此消息,不胜惶骇,心所谓危,碍难缄默;用特电陈,务析领袖诸公,念我祖宗血地,尚未收复,半数同胞,正陷水火,相忍为国,团结对外,并助全国同胞,一致呼吁,终止磨擦,消洱内战,抗建前途,实利赖之。
  ———————————————— 上海各界民众团体叩
蒋介石密令顾祝同“解决”江南新四军的电文


  (一九四O年十二月十日)


  上饶顾长官祝同密


  (一)查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或由该长官另予规定路线亦可。


  (二)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竞敢进攻兴化,或至限期(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该军们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


  (三)右二项仰即遵办具报为要。


  上官云相关于皖南新四军一部开始北移事致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电


  (一九四O年十二月十一日)


  急


  黄主任绍耿兄x x据五十军周参谋处长城先齐申电话报称:


  (一)据报虞申新四军军部人员及重要文件,陆续由云岭经繁昌路线北移渡江。


  (二)该军第一、二两支队之各一部队,亦陆续分由南陵、笛昌、铜陵路线北移渡江。现六里丁、何家湾附近尚有该军第三支队之一个营。


  (三)云岭附近该军所养之猪数百只均送与民众。


  (四)该军部队开动时对欢送之民众,称本军系服从中央命令开赴江北各等情,谨敬特闻。


  上官云相佳未远


  蒋介石密电国民党避免与日寇作战进行“剿抚”工作的命令


  长官李瑜真午年及副长宫孙子元酉嶂战电:


  顷奉委座色令一元电开:


  (一)查朱叶各部,尚未恪遵命令向黄河以北移动。


  (二)决强制执行之。


  (三)第三第五战区应并用军政党综合力量,迫其就范。


  (四)待须注意防止该部向江南山地及大别山或豫西流窜,影响大局。


  (五)务避免以大部队在前线致敌所乘,我军应以游击战要领避难就易,避实击虚,计出于万全,勿致牵动全局。


  (六)关于局部及剿抚进退诸机宜,统由各该长官负责处理为要计,拟定左列清剿部署如次:


  甲、方针:战区以重建豫、鄂、苏、皖边区党政,俾利抗战之目的,决以军政党综合力量,肃清辖区内之匪军。


  乙、匪军兵力及流窜区域:


  (1)平汉铁路以西匪首李先念兵力八千余,在京、钟、天、汉、河、应(城)、云、安、随、信一带,以应随边境之八字门、大山头为根据。


  (2)淮河以南匪首张云逸兵力约两万,在黄岗、活、防、无、庐、定、巢一带,以巢庐银屏山滁属万甫山为根据。


  (3)淮河以北匪首彭雪枫兵力约三万,在涡、蒙、灵、泅、永等县盘据。
  丙、清剿:
  (1)部署军队区分:子、鄂中区司令官王仲廉,辖新二军及独立十四十五两旅及鄂游击部队。丑、淮南区总司令李品仙,辖豫、鄂、院边区各部队,寅、淮北区总司令官汤思伯,所辖部队同委座铣午令一元电。卯、襄西区,总司令冯治安,所辖部队同前序列。
  (2)作战地境:鄂中区与淮南区间为正阳东北万里桥、驴河店(正阳东)、梅黄店、涟河以南沿平汉铁路之线,线上属鄂中区;淮北区与淮南鄂中两区间,为南阳赊旗店。河关、驻马店、夏店以东沿沙河、洪河、淮河之线,线上属鄂中淮南两区,鄂中区襄西区为衰河之线。
  丁、各指定部队应以武力肃清境内匪军势力,其就近之作战国军,需随时联系并派队协助之。
  戊、各地区匪军统限于丑月他日前肃清,其各地进行清剿情形,应随时具报。以上陈转报委座并分电各总司令外,仰即遵照实施为要。
  关于就地秘密处置被俘新四军主要人员电文
  第六、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党务指导专员办事处、各县县政府、执行委员会:极机密。
  查皖南叛军业已扫除,各地搜集残余反动分子,除查系被迫胁从应按照自首条例办理俾予自新之机外,其证据确凿之叛军主要人员,准予会同审讯,就地秘密处置后再行呈报。仰即遵照为受。
  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主任黄绍耿。
  安徽省执行委员会皖南办事处主任宋振渠。子留机印
  “他们口中所喊, 与心中所想并不一致. 这是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的.”
  我们必须承认,任何一个政党必有其私利。任何一个政党必有扩大自己力量或者说扩大自己势力范围的本能,任何一个政党必有获取政治领导权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该党最大的私利。
  在这个政党扩大自己势力范围时,获取政治领导权的过程中,必然与其他政党发生冲突。
 如果冲突的各方都承认对方的目的是合法的,都能在法律范围内,双方共同遵守的规则下进行约束,那么这种冲突就表现为竞争。注意,竞争的前提是:承认对方的目的合法!
  如果任一方不认为对方的目的合法,因而对冲突的另一方使用武力。那么,有两种结局:1、对方被掐死;2、爆发战争。总之,一旦动用武力,其结果只有一个:某一方被灭掉。
  且不论对方的私利是否合理,首先动用武力的一方无疑是将本党的私利凌驾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因而,不惜促使内战爆发。
  在政党冲突中,只要他们口中所喊, 心中所想,手中所行,所谋求的私利不损害国家、民族这个最高利益,他们的政策、方针、措施与国家、民族的利益相一致。我们就应该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人民以各自的利益汇集成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他们将以不同的方式表述他们各自支持那一方,也就是承认那一方的私利是合理的,可以接受的。
  因此,站在某一政治派别的立场上,指责另一方谋求私利,只是一种无聊的言论。难道他们那一政治派别就没有自己的政治目的?就没有私利?他们真的就做到了“无私无欲”?
  其实,任何一个指责对方政党的言论,都是出自于自己的政治目的,也就包含了本党的私利。问题不在于有无党派私利,而在于其私利是否与国家、民族的利益相一致。


  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天下为公”,毛泽东先生所说的“为人民服务”。其实都包含了一个道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就是本党的利益,本党的利益服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在这个前提下才有本党的利益,那就是——执政。


  “他们口中所喊, 与心中所想并不一致. 这是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的.”



  共产党口中所喊, 与心中所想并不一致。确实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


  共产党宣称:服从蒋委员长的领导,统一于国民政府之下进行抗战。


  可是做起来,确不是那么回事。为了扩大共党势力,并不服从蒋委员长的领导。


  其罪状有二:1、破坏全国军令之统一;2、破坏全国政令之统一。


  破坏全国军令之统一,以江南新四军做得最为明显。他们肆意突破蒋委员长给他们划定的抗战防区,竟然将部队打到了上海附近。


  在皖南事变前,新四军其实在暗中已分裂为两部。


  一部是以陈毅为首的江南指挥部、江北指挥部,破坏全国军令之统一,就是陈毅他们干的。他们四处出击,居然将下属的一部偷换旗号,以“江东抗日游击纵队”的番号,一路打进上海虹桥机场。连老百姓都知道他们其实就是新四军。陈毅居然敢问:有什么证据,可证明“江抗”是我的部队?当战区司令冷欣举证说:这支部队能打日本,军纪极好,足见是你的部队,必须招回防区。他们竟然抗令说:难道能打日本,军纪极好的就只有新四军吗?无视统一军令以此尤盛!


  另一部是以叶挺、项英为首的新四军军部。他们虽然一直固守于划定的防区内,但也有不服军令之举动。当日军进攻之初,国军奉命转进之时,竟敢违令,与日军迎头而上,将日军赶离他们的防区,蓄意羞辱友军。


  对于如此违令之“叛军”,蒋委员长英明决策,果断将其剿灭。只是首恶之陈毅所部历来不服军令,且在日占区,力有未逮。只得将尚能遵令的叶挺所部剿灭。


  查共党此类恶行,不胜枚举。


  破坏全国政令之统一,在共党所有辖区,都有施行。


  共党在国军能力未及之地,私建共党政权,虽使日汪政权不能控制,也使国府政令不能通达。


  罪行如下:


  私定“二五减租”之法,以减轻对农民之盘剥。然国府并未有此政令。此乃罪行之一。


  行“田亩累进税制”,暗行“平均地权”之实,致使富户田亩流失于劣农之手。此乃罪行之二。


  发行边币,使国府通货膨胀之战略决策不能及边区之地。此乃罪行之三。

  如此种种,以利民生之名,图控掌政权之私。致使劣民纷纷赤化,而危及国府之根基。
第二十九集《历史的血迹》


  “中国幅员广阔,山系绵亘交错,这些地理因素,形成了天然的国防屏障。也为游击部队提供了生存与落脚的基地。在抗战八年期间,出没在山区的这股武装力量,牵制了日军120万正规部队,使之动弹不得。这是日本军阀侵华之初始料未及的事。然而,中共同样运用了这些条件,在八年间成长茁壮,最后终于扳倒了国民政府。这也是国民党始料未及的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共应该是抗战时期敌后游击战的最大赢家!我们承认,无论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是凡游击战士在抗日战争中所付出的代价与其贡献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单靠打游击,企图去赢取整个战争,则属不可能。因为游击战的属性本来是消极的骚扰、消耗与牵制。所以,两国交战,最后胜利仍然决定于主战场硬碰硬的阵地决战。这个道理应该是十分显现的。几十年来,中共不断宣传,对日抗战是八路军打游击赢来的。刻意模糊了国民政府在每一个主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的事实!更断章取义,声指民国24、5年间,蒋中正的[不能打]为[不肯打]、[不抗日]。这显然也是不公平的。事隔60多年,多少往事都已过去,许多变化也已成定局。今天的中共已经壮大到有足够的实力去面对历史。亦当有足够的勇气,把事实还给事实,让真象长白千秋。否则,我们将永远惭疚与不安。”


  说得很好!现在大陆的人也都知道了国军在抗日战争中为国英勇杀鬼子的事迹,也知道国军所打的几乎全部的战役,有相当多的书籍、电影出版发行。可是本片呢?有足够的勇气,把事实还给事实,让真象长白千秋吗?有中肯地评价共产党抗战功绩的地方吗?


  “在华北,日军控制的点线,多属城市和主要交通干道。对于这些地方,他们多以重兵镇守,加上外围的汪伪部队把风,老实说,可游之击是不是蛮有限的。但是对于同在边区山区打游击的国民政府部队,就不一样了。因为蚕食[自己人]要比打日本容易得多。所以,在敌后,国共之间的冲突不断,因而抵消了不少对日作战的功能。”


  在华北,日军控制的点线,多属城市和主要交通干道。那么,广大的农村呢?是谁控制着?


  当中共军队进入沦陷区时,在这个地区已经出现了众多的武装力量。不算投敌者,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坚决抗日的,其中有原东北军的余部(吕正操部、万毅部等)、有国府任命的(杨秀峰部)、也有当地共产党组织的武装;第二类,其目的是保家守土的,如回民大队。这类武装既不相信国民党,也不倾向共产党,可算中间力量;第三类,原土豪军阀的余部(如石友三部),这类武装全部靠向国民党,其目的是鱼肉百姓,打鬼子不力,抢地盘倒很上劲。国民党不抗日的印象就是他们造成的。


  随着敌后抗战形势的日益艰难,这三类武装也发生了变化。第一类武装全部选择投向共产党,接受八路军的统一指挥;第三类部队除少数撤到国统区外,大多数投向日寇,变成了汉奸部队。战后这类伪军重新被国民党收编,国民党以“曲线救国”脱了他们的汉奸罪。也就在老百姓心中坐实了——国民党不抗日的帽子。第三类中间力量也产生了分化,少数投日,多数仍坚持抗日的,认识到只有结成强大的力量,才能坚持抗战,而接受了八路军的统一指挥。因而整个敌后沦陷区,最终只剩下了八路军一支抗日武装力量在坚持对日作战。


  在上一集中,我们提到了中共的新四军和上官云相部队冲突的故事。在华北,这种情形更为严重。现在,我们来看看民国28年,发生在冀察战区的一段往事。这个战区包括河北、察哈尔和部分山西地带。一共分为五个游击区。在这里面,第一和第五是中共刘伯承部队的地盘,第二游击区是地方部队张荫梧的地盘,第三游击区是石友三的地盘,第四则是朱怀冰的地盘。石和朱原属西北军,以当时而言,算是亲中央的地方军。但仍不脱划地为王的草莽本色。所以,这三种背景不同的部队,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合]在一起的,而实质上则是各怀鬼胎,充分发挥[游击战术],算计自己人。象这年秋天,刘伯承就把朱怀冰的部队吃掉了,石友三深感唇亡齿寒,于是发动了对刘伯承的猛烈攻击。


  当年服役于石友三部队的李振武回忆他亲眼目睹的一段闹剧,他说:“石友三一火,你知道这一火可不要紧喔.....整个那么大河北的南半部包围了,缩小包围圈。一家伙缴枪了,缴谁枪呢?缴刘伯承。我们下了命令,光要枪、子弹,除了这以外什么都不准拿,身上不准搜身子,什么都不准拿。如果拿回来枪毙。这会你知道谁来了?刘伯承,国共合作嘛。刘伯承喊口号了:[石友三是民族救星]、[拥护石总司令抗战到底]。贴了满地都是标语,一边走一边喊,一路喊到这。石友三这个住的地方,一个大门,就在那儿上,石友三拉他进屋咧,进院咧,刘伯承他一回头还喊[石总司令是民族救星]、[拥护石总司令抗战到底]。他这样的,所以我看得清楚的很嘛。刘伯承什么样,我没大很看清楚,可是这是刘伯承,说是一个眼睛。就这样,没看清楚他是左眼还是右眼。真的这是真的。进去以后,交涉,好,枪给他,兵给他,还他,走了。这可还他了,还他以后不要紧,标语就换了,[石友三是汉奸]、[打倒石友三].....


  拜托,撒谎找个更能编故事的好不好。编得如此拙劣,让人恶心!


  当年50万中央军,围追堵截,尚不能将3万红军全部缴枪。石友三多大的能耐哟,能以两个军的兵力包围河北南部,将刘伯承的129师包围缴枪,岂不证明中央军全是草包饭桶。


  3万日军都作不到的事情,石友三作到了,可见石友三部队的作战能力也比日军高出很多。


  什么都不准拿,身上不准搜身子,多好的军纪呀!


  石友三这么骁勇善战,军纪有这么好,民众岂不额手称庆。蒋先生穷数十年之功,尚未找到能灭共的大将之材,若启用石将军,何愁共党不灭!?


  可是,国军为什么将这么骁勇善战,剿共栋梁给杀了呢?蒋先生是不是很愚蠢?


  石友三原属西北军,其人反复无常,号“倒戈将军”。1932年秋,石友三在日本特务凑开一的保护下,从烟台乘船潜入天津,住进了日租界。在天津,石友三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拉上关系。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任69军军长。1939年被蒋介石委任察哈尔省省长,这一地区正是八路军的晋察冀边区的一部分。1940年初,石友三派族弟石友信前往开封和日本驻军司令佐佐木签订互不侵犯、互通情报、互相协助的“共同防共协定”。1940年3、4月,石友三率69军进犯冀南八路军,遭八路军痛击,余部撤到山东曹县。1940年11月,石友三与日方商谈投日条件,被新八军军长高树勋查获。12月1日,石友三被高树勋密捕,当夜活埋于黄河岸边,其余部被高树勋收编。


  “这个故事可以说是当时中共打国民党的样板脚本,能屈能伸的多变本质。使中共在天高皇帝远的华北,有机会一步又一步的发展起来。”
就差一点要说中共勾结日本了。


  “国军以正规部队,在敌后从事游击战。事实上从战争一开始,便不断在进行着。民国28年的冬季攻势.....约当150个正规师的兵力(从事游击战).....由此可见,国军不仅在各主战场担当守土保国的重责大任,在敌后还投注了十分可观的兵力。


  百团过后,紧跟着受打击的是卫立煌的晋南中条山游击基地.....也是国军留在华北的最后基地。前此,日军曾七度来犯,都没有得逞。这次为了扫荡[八路军].....集合了华北的部队,共七个半师团,展开了第八度进攻中条山的[中原会战].....中条山脉位于山西南部,.....东接太行山,西连吕梁山脉,南枕黄河,(北为太岳)确实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因此,日军称之谓[华北盲肠]。我军计有16个师据险固守这块防地。”


  奇怪,这个华北的最后基地居然只有16个师,那134个师在敌后不需要基地?不需要休整补给的地方?还是说这134个师不在华北,而在华中、江南?想想看,134个师在华中、江南,近200万的兵力。再加上正面战场上的兵力,岂不有300万以上的兵力,南北夹击,华中武汉的日军(7个师团)岂不要压成粉末?


  “日军41师团从桑池、横岭关尖隘道突破,直杀到了桓曲。......我军有两位军长及六位旅长以上的将级军官为国牺牲。......一场战役下来,阵亡的将级军官竟达八位之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游击战与阵地战付出代价不同的地方。”


  奇怪,中条山不是游击基地吗?为何不以游击战为主、辅以阵地战?在这个易守难攻的地方,游击基地应该发挥游击战的特长才是。这段话居然影射国军的将领指挥无能,真是奇耻大辱!不过在阵亡的军长中,98军长武士敏多次与太岳山区的八路军协同作战。


  片中说:日军为了扫荡八路军,调集了七个半师团,展开了[中原会战]。显然,位于中条山北面太岳山的八路军总部也在被攻击之内。那么,攻击中条山的有多少兵力?


  “日军41师团从桑池、横岭关尖隘道突破,直杀到了桓曲,中条山被切成两段了。西路日军第37师团、16旅团,也穿越了80军和第3军在张店镇一带的防区向东推进。21师团则由东向西打。当日,济源不守。这个时候,桓曲的41师团左右开弓,分别于10日和12日与东西两军会师于五福涧和邵源。中条山守不住了。”


  显然,日军用了3个师团又1个旅团的兵力为主攻,41师团、37师团、21师团、16旅团,加上外围的36师团、33师团、9旅团、4旅团,共5个师团3个旅团的兵力约12万人。而国军16个师,26万余人,虽装备逊于日军但据有山地之险。那么,日军还有2个师团的兵力在干什么?显然,在进攻太岳山的八路军总部。国军丢失了中条山,八路军则守住了太岳山,而太岳山只有八路军贺龙的120师,另两个师是林彪的115师在山东,刘伯承的129师在冀中太行山。


  “百团的后遗祸患还没完,接着,日军开始在冀中、冀南、冀东、晋西北、太行、太岳以及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展开了长达两年的[治安强化运动].....所谓“强化”,便是恶名昭彰的[三光政策]。......战时,在沦陷区内被日本人戕害的无辜老百姓,其人数很难估计。单就[百团]后的两年而言,大约在二百万人以上。”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共产党不该打[百团大战],以至招来日军的报复,给老百姓带来如此深重的灾难?


  是了,原来国军不愿打日本鬼子,是生怕给老百姓带来灾难,多么爱民如子啊。所以国军成建制的带枪携炮投向大日本皇军,那是为老百姓着想,让他们可以安宁的做皇军的顺民,享受皇道乐土。共产党打皇军,使百姓遭灾,真是十恶不赦!


  “这些人是怎么死的呢?大概就如同以上那几位亲历其事的日本退伍军人所说的那样吧!虽然,迄今日本当局仍然否认他们的野蛮行为。但总有人难以释怀他们双手曾经造下的罪孽。而在晚年,以文字记录下他们终生的梦魇。面对此一滩滩被遗忘了的历史血迹,我们只能祈求自己的子子孙孙不再流血!”

  对于中条山战役,周恩来在1945年4月30日的《论统一战线》中有一段话:...紧跟着有中条山战役,蒋介石怕中条山守不住,希望我们配合,但主要是试探我们还打不打日本,当然这完全是他的糊涂想法。我们表示配合作战,但是蒋介石又怕我们,不要我们过漳河之线,要限制我们作战,这就很难配合。他在中条山,我们在漳河北怎么样打呢?同时他又不给我们下作战命令,要我们自己打。我们要一点补充,他说,只要打,我不会辜负你们的。我们打了,他又取消诺言,食言而肥。这是一次接触。
黎明前的黑暗


  我军重输新血。日军一号作战


  民国31年9月——33年6月



  时间跨度近两年。这一期间,中国国内灾害频繁,双方大战不多,表现出日军以物资掠夺为主的战争形式。特别是在日占区及其边缘,反复进行了残酷的扫荡。这些地区都是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所以这一时期,表现为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承担了主要对日作战的任务——扫荡与反扫荡。


  在这一时期,共产党一方面对日作战,一方面努力恢复经济生产、恢复民生。


  而在国统区方面,却没有抓住这有利时机,积极休养生息,恢复经济生产。土地兼并之风愈演愈烈,农业生产逐年下滑,以至通货膨胀之势非但不能遏制,反而飞速扩张。


  “有人认为,中国之对日抗战,所以能获得最后胜利。是拜美英等列强之[赐],是[西瓜往大的一边靠],而得到的结果。这话不仅不公平,而且对我国在孤军苦撑、血拼五年的岁月中,那些战死官兵的英灵与全国上下不屈不挠的意志,构成了莫大的诬蔑与不敬。试想,若不是我国坚决的抗战到底,在中国战场上,陷128万余日军于泥淖而无法抽身,美国在西太平洋战事的结果如何,就很难料想了。至少,他们将要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这笔帐,是不容一笔勾销的。”


  在这里,将中国远征军的损失怪罪于史迪威是不公正的。遵史迪威之命入印的孙立人部损失轻微,而遵蒋先生之命的杜聿明部在野人山损失过半,也是史迪威的过错吗?


  民国32年11月,常德战役。


  日军:39师团,58师团,13师团,3师团,116师团,68师团,另4个支队加1个伪军师以及直属部队,共6万余人。这么多的番号加在一起,才6万余人。可见日军已经捉襟见肘了。


  常德属6战区,国军有33集团军的59军、77军;29集团军的73军、44军;26集团军的32军、75军;10集团军的79军、66军;江防军的86军、30军、18军;战区直属部队74军、100军。(解说中说有14个军的兵力,可能有误)


  好家伙,足有13个军,近40万人。日军竟敢用6万人攻击,真是活得不耐烦了。其中:王耀武的74军,施中诚的100军是赫赫有名的国军精锐,罗广文的18军、池峰城的30军也是战功赫赫的部队。


  14日,日13师团突破10集团军、29集团军的防线,操73军、44军的背后,攻占桃源。日3师团攻击73军防线。日116师团、68师团穿越防线直扑常德。常德守军74军57师(精锐之师)以1万余人的兵力和两个师团的日军力拼苦斗,坚守血战11昼夜,全师官兵伤亡殆尽,突出重围时,只剩300余人。12月5日常德陷落。


  此时,日军13师团踞桃源,日116师团、68师团踞常德。国军18军、79军、73军、74军、100军、来自9战区的10军、99军和来自江西的58军对日军形成反包围。方先觉的第10军一马当先咬住日军,日军补给被切断,终于13日撤离战场。


  57师坚守11天,力战2个师团,造成对我方极为有利的战役事态。可叹国军8个军居然未能围歼日军之一部,战场内的国军反而没有来自9战区的第10军动作迅速。若说国军不能打,则显然不是事实,57师就是明证;若说能打,以8个军的兵力却不能围歼日军一部。真不知该说能打还是不能打。


  第三十五集《惊天泣鬼保衡阳》


  衡阳守军接收美军的火炮清单:


  37战防炮 9门


  75山炮 6门


  迫击炮 26门



  这几门炮可让鬼子吃到苦头了。死在这些炮口下的有:日第68师团的师团长佐久间为人中将、参谋长原氏真三朗大佐、第57旅团旅团长志摩原吉。


  “事实上,在第四次长沙会战时,即已呈现了至为严重的兵员缺额问题。加上精锐师南调支援滇缅战场,所以当时长沙守军的实力是难以与二、三次会战相比拟的。这至少是长沙失守的主要原因之一。”


  兵员缺额问题实际上并非因兵员补充不及时,国府为了保证兵员已抓得鸡飞狗跳了。兵员不足的原因主要是军官为了吃空饷,残酷地虐待士兵,以造成死亡或逃亡而致。


  日军投入10个师团,地面兵力达36.2万余人。


  中国军队用于参战的是第九战区的第30、第27、第1三个集团军,计10个军近30个师,加上1个工兵团、2个特务团、1个炮兵旅以及地方保安团等,共约40万人。


  “因为在长沙一役中,我军被绝对优势的来犯之敌[冲]散了”


  请注意:不是打散的,而是冲散的。冲散意味着战力并无大的损失,还可迅速复聚。若不能复聚,则表明军无斗志。


  “在一片混乱中,重建指挥系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当指挥系统未受大的打击,各级主官损失不超过20%的情况下,各部的参谋军官可为补充,重建指挥系统应在十天半月内完成。若不能做到......


  “虽然王陵基和杨森的部队,在茶陵和醴陵这两条线上和敌人都有过激烈的战斗,但仍然挡不住日军锐利的攻势。衡阳终于被围了,国军这些部队从此便被隔绝于日军的包围圈之外,一直未能向守城部队伸出援手。而使衡阳形同一座孤城。”


  为何不能如台儿庄那样反包围?或在外围机动出击,如断敌补给等,以减小衡阳守军的压力?


  6月24日,第一次进攻,衡阳守军1万7千余人,日军68师团、116师团约3万多人。血战7天7夜,敌人尸横遍野。7月2日,日军后撤。7月11日,日军卷土重来。7月18日,日军再次停止进攻。横山勇不得不增调3个师团,这样进攻的日军为68师团、116师团、58师团、13师团、40师团,近11万人。在中国战史上这还是空前未有的事。8月3日,日军齐聚,发起总攻。8月8日,衡阳保卫战结束。


  是役,日军伤亡1万9千余人。衡阳被俘官兵仍有1万3千3百余人,阵亡4700余人。(这次赚了)


  纵观在整个防御日军“一号作战”中,国军打的毫无章法。


  1944年2月,国民政府统帅部召开了由第三、四、六、七、九等战区主要将领参加的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会上蒋介石首次提出了有关抗日战场战略反攻的初步构想,他说:“我们的抗战,经过这整整五年的奋斗牺牲,到今天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就是第二期抗战已将结束,我军向敌反攻决战的阶段——第三期抗战开始的时候到了。”他论述说:“敌人在我国境内的不过六个军,而我们用以抗战的有一百二十个军,以二十个军来对付敌人一个军”,在数量上我方占有绝对优势。从战场态势来看,“以现在敌军正面之广,空隙之大,兵力之弱与士气之衰落,我们真的要打它那一点,就可以打它那一点”。所以,“今后的战局,敌我的形势已经完全转换过来了,在我们是处于主动的地位,处处要采取攻势,而敌寇则是处处受敌,被迫退守”。举行战略反攻的条件已经具备了,蒋说:“在今年五六月的时候,我们第一、三、四、五、六、七、九各战区一定要实行反攻。”由于“可能遭遇两种不同的情况”,所以,反攻作战“必须准备两种不同的方案”,一是准备抵挡日军可能发动的先行攻势,二是我方主动发起反攻。蒋介石提出,如果日军先发动攻击,则我军除以主力部队作正面抵抗外,每个战区都要抽调两个精锐的军按照预定目标,主动侧击敌后各大城市,作为战略反攻之先声,同时破坏敌人的攻势,使之首尾难顾。按照预定计划,第九战区将反攻武昌,第六战区反攻宜昌,第五战区反攻汉口。如果“敌不先来进犯,而我们到了五六月之间,准备完成之后,必须堂堂正正的实行反攻”。


  (文中所有引文,引自于《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蒋总统集),第1484--1485页。)


  按照蒋先生的战略部署,5月27日,日军发动长衡战役之时,国军也基本完成战略反攻的准备。即使九战区的反攻被日军先手打破,五战区、六战区的战略反攻也应按计划施行。呈现的战局应该是日军首尾不能兼顾,如何能在衡阳打出47天的攻坚战?难道蒋先生在南岳军事会议上讲了一通鬼话?


  再看长衡战役中,国军军事指挥的错误和无能,比比皆是。


  1、增援衡阳,畏缩不前


  当时集结在衡阳外围的国军共有8个军,总兵力10万以上,蒋介石虽严令其增援,副总参谋长白祟禧还曾亲赴桂林协调指挥,但各部仍畏缩不前。其中,只有六十二军战斗出色,打到衡阳南郊及西站,但在日军重兵攻击下,援军孤路作战,损失惨重,很快败归。


  8月7日,日军突入城内,守军展开激烈巷战,方先觉电蒋表示“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蒋复电:“援军明日必到衡阳城,决不延误”,并于当夜“三度向上帝祷告”。8日,衡阳终于失陷。若8日,国军在衡阳城外打响,使敌之一部处于前后夹击,守将方先觉当不至于率部向日军投降。


  应该说,坚守47天,为国军力争到扭转初期失利的宝贵时间。若能利用日军与第10军打得筋疲力尽之机,集中精锐突击,虽不能歼敌一部,但也使日军锐气大挫,不致以后日军进桂林,夺柳州如无人之境。


  2、战略战术错误


  衡阳之战,日军虽欲速决,却两度因弹尽而停,可见补给困难。第10军在第一阵时也打到弹尽,7月11日,日军再次进攻时,又有充足的弹药防御,显见能得到有力的空投补给。


  “打通南北大陆的作战,对日本人来说绝不是轻而易举的战斗。由于精锐部队被抽调到南方,在中国的日本军的战斗能力下降、兵力不足,依靠在日本内地和中国现地召集征兵,好不容易才弥补。更严重的问题是制空权被美国空军掌握着。因此,日本军的补给受到攻击,粮食,甚至武器、弹药、被服等都不足,常常被迫夜行军。”《中国抗日战争史》[日]石岛纪之 P129


  可见,日军的最大弱点就在补给困难。若在战略决策上攻击其弱点,应能有效的遏制其攻势。


  如何攻击日军的补给线?


  日军兵分三路,左翼第3、13师团自湖北祟阳南下,分为前后梯队沿幕阜山脉西侧攻击;中路第60、116师团在湘北分6路强渡新墙河,右翼第40师团从华容、石首出动;穿越洞庭湖后登陆作战。显然,日军的补给线为粤汉铁路及相邻的公路。


  这条补给线在湖北的祟阳,穿过幕阜山脉。这一区域的三个县(祟阳、通城、通山)都是山岳地带,1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有10多座,是极好的游击战场。若能在长衡战役之初,将在武汉以东,进攻新四军李先念部的84军189师南下至祟阳、通城、通山,以游击战法,在此进行交通破袭战。


  随后,将在平江以西,幕阜山中段重聚的第27或第30集团军不向南,而向北,增援189师,控制祟阳。利用险峻的山势迟滞消耗日军,牵制长沙、岳阳一线的日军战役预备队(估计是34师团、39师团),夺回战役的主动权,为精锐的王耀武集团军创造有利战机,当属可能。


  当日军以第68师团、116师团、58师团、40师团、13师团围攻衡阳时,其东边是3师团拱卫,以第27(或30)集团军牵制;王耀武集团军及其他部队,在空中掩护下(当时,除衡阳外,其他机场尚在我手),则直扑西侧的日第40师团,不使靠近衡阳,因这个师团从水路而来,其重装备必然不多,且其后无第二梯队。若不能围阻40师团,则应战术机动,寻歼孤立的日军。以我之上、击敌之下。


  若能如此布署,即使五战区、六战区的战略反攻不能如期开始,也能使长衡战役形成均势,从而拖垮日军的进攻力量。若五战区、六战区的战略反攻能按期展开,则战场形势必将转为有利于我方。


  方先觉的第10军坚守衡阳47天,为何如此骁勇善战之将,从1949年到1968年,当了近20年的中将?


  第三十六集《无形战线》


  这一集主要讲战时情报工作.

第三十七集《蒋夫人与战时妇女》





  有关处于华北战场上,中国妇女对抗日战争所作出的功绩。如果你用“红嫂”一词去检索,你可以查到一大批“红嫂”。事实上,她们的事迹在无数妇女抗战的功绩中也只是沧海一粟,正是她们构成了人民子弟兵的母亲。如果说,古希腊神话中力大无穷的英雄安泰,是因为有大地这样一位赐予他力量的母亲,那么,共产党的军队之所以能够所向无敌,也是因为有一位始终与她血肉相连、赐予他智慧和力量的母亲,那就是人民。


  平邑县县志中有这样的记载:抗日战争中,全县9000多名青救会员和2万多名儿童团员,手持大刀、长矛,在路口、交通要道站岗放哨,盘查行人,传送情报;3万多名妇女,7000多名姊妹团员,碾米磨面,烙煎饼,送给养,日夜赶做军衣、鞋袜、慰问袋。郑家峪村妇救会袁广田,一个月就做成军鞋18双。在她带动下,全村一个月共做军鞋280双送往前线。


  八路军115师战史中对《陆房战斗》的记述中,也有当地妇女掩护救治八路军伤员的记载。


  陆房战斗是1939年5月11日八路军115师在山东泰西根据地打的一场突围战。日军8000余人,火炮100余门,将八路军115师师部及直属部队、辎重队、泰西地区机关、鲁西区政府机关等5000余人包围在陆房地区。我军作战部队为第686团2个营与师直特务营(共3个营的正规部队)、津浦支队(游击部队)、冀鲁边第7团(地方部队)。


  陆房村位于泰山西麓的丘陵地带,是肥城县安临站镇的一个村子,该村与周围10余个村子同处于一个山地丘陵盆地中,东西宽约5华里,南北长约10余华里。四面环山,西边是肥猪山,西北边是黄土岭,北边是凤凰山,东北边是东山岭(368米),东边是蛤蟆山、常山,东南边是望鲁山,南边是鸠山,西南边是岈山。这些山高低错落,是平地高约300~400米的石山。


  115师据山而守,与日寇激战一昼,于夜间在村民的带领下,走小路,乘黑分散突出重围。此战,日军伤亡1300余人,我军伤亡340余人。


  八路军突围后,日军对陆房地区的村民疯狂炮杀,烧毁民房数以百计,杀害无辜村民126人,妄图找出我军去向。陆房人民宁可家园被毁,亲人罹难,仍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了八路军伤员78人,除5人因伤势过重牺牲外,其余伤愈后全部归队。许多妇女把八路军战士认作兄弟、丈夫,有6位老大娘把战士认作儿子,没有一个伤员被日寇抓走。


  “皖留”的故事


  1941年1月4日,对不满周岁的小“皖留”来说,是悲剧命运的开始。蒋介石为了实现他在抗战中削弱共产党的罪恶目的,命令新四军限时北渡长江。“皖留”的父母,一个在新四军民运科,一个在战地服务团,都将随部队北上。因形势吃紧,无法将嗷嗷待哺的女儿带走。那是一个寒风刺骨的夜晚,“皖留”的母亲最后一次来到老乡家,抱起“皖留”,使劲地亲吻,热泪噗噗地洒落在她又白又胖的小脸上。“妈妈对不起你,好好住在老妈妈家里,听话……”她拿出了相册、毯子、书籍和一些零用钱,对愣愣站着的乡亲深深地鞠了一躬:“如果我们还能回来,我一定来找你们,拜托了……”


  就在那天深夜,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九千将士,七千魂归青山……据回忆,当时驻守云岭的新四军军部撤走时,共有8个婴儿留在老乡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皖留”。收留“皖留”的老乡,为逃脱国军的搜索,东躲西藏,历尽煎熬。在漫长的岁月里,其他7个小“皖留”相继离开了人世,只有詹家的“皖留”幸存了下来。1949年云岭解放。“皖留”的养父母领着“皖留”四处寻找解放军战士,然而当年的新四军战士始终没有出现。


  詹家一次一次地跑宣城,跑芜湖,终于得知,“皖留”的生父叫孟星野,生母叫李辛渠。孟星野在战斗中已牺牲了,母亲则下落不明。……在南京军区卫岗干部子弟学校,“皖留”正式改名为孟烈。


  孟烈说:“1941年留下的8个‘皖留’,最后只剩下我一人,其中有多少心酸事啊。新四军离开云岭后,国民党反动派对云岭百姓十分残酷。一天,匪徒不知从哪里听到风声,说詹家藏匿了一个‘小共匪’,就把我爹抓起来,吊打了半夜,爹爹被打得死去好几次,却不肯说出半个字。娘把我藏在家中小阁楼里,让大哥守护着,自己出门一家一家地磕头,把膝盖也磨破了,让村里人担保。村里的父老乡亲联名做保:我确是詹家后代,这才保住了我,保住了新四军在云岭留下的一条小生命。”


  以下是几位“红嫂”的名单:


  明德英


  1942年冬天,侵华日军又一次对我沂蒙中心根据地发动了残酷的扫荡。这天中午,又聋又哑的农家妇女明德英抱着不满周岁的孩子出来晒太阳。突然,一位满身鲜血的八路军战士向她跑来,并示意鬼子在后面追,明德英急忙把战士拉进自家的团瓢,用被子把战士捂在了床上。鬼子走后,明德英发现那位战士又渴又累昏了过去,情急之下,她毅然挤出自己的乳汁喂到了战士的嘴里。


  后来,人们把这一故事搬上了舞台。从此,红嫂成了那个年代沂蒙妇女的缩影。在过去的那段岁月里,浩浩八百里沂蒙究竟有多少像明德英这样的红嫂呢,谁也无法做出精确的统计。仅1941年的那次反扫荡,河南艾山脚下的这几个小村庄的妇女们,就冒死救下了1300多八路军的伤员。


  祖秀莲


  1941年深秋的一天下午,为躲鬼子扫荡从山上刚刚回家的祖秀莲发现自己家门口躺着一个受了重伤的青年人。这人身上只穿一条短裤,裸露的身体上有数处枪伤和一处刀伤,由于流血太多,伤者已人事不醒。祖秀莲仔细辨认了一下,看面孔不是本地人,她从先前南山方向传来的几阵枪声判断,这肯定是自己的人,她用尽力气把伤员扶进了屋里。这位被祖秀莲救下的伤员是一位八路军,叫郭伍士,是八路军的侦察参谋。从此,祖秀莲大娘对郭伍士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精心为他治疗,千方百计为他调养身体。在当时自已几天忍饥受饿连粗粮都没得吃的情况下,祖秀莲求亲告友,借米借面,并用纺线换来的钱买些有营养的东西为伤员补养身子;就是自己几天水米不沾牙,也从未间断每天两次为伤员送去可口的饭菜。近一个月过去了,在祖秀莲大娘的精心护理调养下,伤员郭伍士身体一天天好起来。刚刚能战立起来,他决意告辞大娘找部队去。大娘理解他的心情,劝他不要着急,等她找到我们队伍的下落再放他走。后来终于打听到在夏蔚区的牛场子村附近有个八路军的地下医院。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祖秀莲约着张恒军(祖秀莲侄子)等几位家人抬着郭伍士,在夜幕的掩护下,将他护送到这家部队医院。郭伍士在这里得到进一步治疗,很快康复归队。以后,他随部队南征北战,屡立战功。


  赵建平


  在革命老区北京市密云县巨各庄镇,有一位从硝烟战火中走过来的传奇老人赵建平,她被当地人们亲切地称为“红嫂”。“红嫂”当年17岁加入共产党,担任村妇救会主任。在担任妇救会主任期间,带领妇女姐妹做了大量的工作,宣传抗日、监视敌人、传递信件、站岗放哨、除奸防特、护理伤员、做军衣军袜。
  公成美
  沂南县有个东北村,村里有个大娘叫公成美。
  年轻时,她是村里的“识字班”班长。她领着姐妹们推磨轧碾烙煎饼、送军粮、做军鞋、站岗放哨、当向导、埋地雷、抬担架、慰问伤员……没日没夜拼着命地干。
  1945年8月的一个晚上,区妇救会的朱翠兰对她说:“成美,又有新任务了。你们村这台戏能不能唱好,就看你这个主角怎么演了。”那时,成美和丈夫景会刚结婚一年多。景会是村青救会长。这次参军大动员,东北村又是模范村。全村参军11人,拉走了一个班,景会当了班长。
  这一走就是5年。她天天等啊,盼啊,直到全国解放以后。1950年9月8日,部队派人送来了景会的遗物。
  成美对来看望她的乡亲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我虽然失去了亲爱的丈夫,但是我永远不后悔。因为,没有景会他们的牺牲,就没有今天的幸福。”
  蒙山母亲——王换于
  沂南县艾山乡的东辛庄。1939年,八路军山东纵队的指挥机关就设在了村里的于大娘家。这一年,于大娘五十多岁了,由于那时的封建传统,于大娘连个名字都没有,只知道自己的娘家姓王。后来常到于大娘家联系工作的山东省妇救会执行委员陈若克知道了这件事,就和于大娘啦家常,讲了许多妇女翻身做人的道理,并为于大娘起了个名字叫王换于。从此,王换于把自己看作党的人,把命运和八路军紧紧地拴在了一起,并把陈若克认做自己的干女儿。
  就是从那时侯起,王换于成了八路军的"蒙山母亲"。六十年沧桑岁月,王换于家的这个小屋,住过八路军的将领,收过八路军的孩子,存过八路军的给养,养过八路军的伤员,蒙山母亲以她蒙山一样深厚的母爱呵护着自己的八路“子女”。
  在山东省档案馆,至今这里还保存着一本《山东省联合大会会刊》,这是王换于大娘用生命保存下来的。这本《会刊》中记有1940年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的人员名单。
  李杏阁(1900—1964)
  河北省安平县人。抗日战争时期,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曾先后救护七十三名八路军伤员。1944年被冀中军区授予“冀中子弟兵母亲”称号。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出席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建国后,在家乡务农。曾任河北省妇联第三届执委。
  戎冠秀
  1896年生于平山县胡塔沟村,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而开始了自己坚强而漫长的革命历程。带头送两个儿子参军,带领妇女支前,舍生忘死掩护八路军伤员……在戎妈****生命里,共产党的事业融入了她的血液和骨髓。
  管爱振
  山东省平邑县柏林镇汪家坡,革命烈士王成启的遗孀管爱振——村里的乡亲都亲切地称呼她为“王大娘”。
  1941年10月,日本鬼子对沂蒙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铁壁合围的大扫荡,正是那场罪恶的战争,将灾难无情地降临到她——一个才不到30岁的普通农村妇女的头上。一天,她家藏着两名八路军伤员的事不知怎么竟然走露了风声,鬼子、汉奸来抓人,坚强的王家一家人面对日本鬼子丧心病狂的严刑拷打,硬是挺着没说一个字,伤员安然无恙,她的公公却被鬼子残酷地杀害了。
  孙玉兰

  孙玉兰老人家山江省郯城县重坊镇三村。抗日战争时期,她先后担任村妇救会长和12个村的联防妇女主任,带领当地妇女中踊跃支前。解放战争时期,她带领妇女拥军支前,动员了数以百计的青年军参战。在1946年冬天的鲁南战役中,她带领数百名妇女抢修沂河“火线桥” ,确保我军部队和炮车安全通过,被表彰为“铺路的先锋,架桥的英雄”。1947年国民党军队对沂蒙山区大举进攻时,她为救护一名解放军伤员,自己饿得下河捞水草生吃充饥,靠乞讨要来干粮喂伤员,直到送伤愈战士归队,成为沂蒙“红嫂”中的一员。
32个名字


  那时老百姓的生活极其艰苦,部队没有后勤部,妇女宁可少吃少穿,也要保证军队的给养。据淮海战役部分资料统计,山东妇女交军鞋400万双,军袜110万双,军装46万套,干粮袋60多万条,面袋20多万条,口罩2万个,绑腿4.5万副,棉被4500床……400万双鞋。这是个什么概念?要知道,当时许多庄稼人的孩子,到娶媳妇时,也未必穿过一双新鞋。在沂蒙山区,新婚妇女拿出了自己的嫁妆,大嫂扯下了自己的头巾,许多人当再也找不出一点布料时,就撕下了自己正穿着的衣服大襟,来做鞋面布。


  参加孟良崮战役的人们,都知道“火线桥”的故事。


  战役打响前的那个夜晚,为保证我们的部队抢时间进逼孟良崮,艾山乡的32名妇女,硬是站在齐腰深的冰冷河水中,肩扛门板,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搭成人桥,让我们的大部队顺利通过。


  夜色中,虽然看不清面容,但每个战士的心里都明白,脚下是他们的姐妹,他们是踏着亲人的肩膀走向战场的。


  一个小时过去了。当最后一名战士从她们肩上通过之后,她们都瘫倒在河岸边""的沙丘上了。一个军人划了根火柴照亮了她们的脸。然后把她们的名字一一记了下来。接着,迅速地向孟良崮前沿冲去。


  黎明时,孟良崮响起了轰轰的炮声。这时人们发现,从万粮庄到孟良崮的那条山路上,到处都刻着这32个妇女的名字。


  你还能记着我这个娘么


  1942年5月,沂水县王庄张志桂的女儿刚满月,便收养了八路军11团团长陈宏刚满三个月的女儿陈鲁生。孩子刚送来的时候,瘦得可怜,小胳膊还赶不上大人的手指粗。志桂看着鲁生黄黄的小脸儿,再看看自己的孩子,红润润的脸蛋,粗壮壮的小腿,想到鲁生的母亲打游击,整日奔波,出生入死,决心把鲁生喂养好。


  志桂带着两个孩子,两个孩子两个奶,每人摊一个,谁也吃不饱。家里穷,买不起可以为孩子添食的东西。孩子饿得直哭。志桂想:鲁生身子弱,既然咱答应了人家,就一定要把人家的孩子养好。


  于是,志桂总是先让鲁生先吃饱,才让自己的孩子吃。此后,鲁生不再哭叫了,瘦弱的小身子渐渐地胖了起来。而她自己的孩子却一点点地消瘦下去。


  小鲁生长到半岁,两个奶吃光了还不饱。志桂便咬咬牙,给自己的孩子断了奶。


  秋天,小鲁生快满周岁了,伴着志桂女儿越来越弱的啼哭声,会叫“爹”、“娘”了。


  但志桂的心却轻松不起来。听着女儿细弱无力的哭声,看着孩子渴望的眼神儿,她的心都快碎了。


  终于,志桂的女儿停止了哭喊,不到7个月的孩子,不幸夭折了。孩子已经停止了呼吸,可是,志桂还把她抱在怀里。她小心地把奶头放进孩子那干涸的、永远也不能再吸****小嘴里,泣不成声地说:“孩子,再吃一口吧,娘对不起你呀!”

  小鲁生见妹妹要吃奶,一边叫着娘,一边抢奶:“娘,俺吃,娘,俺要吃……”志桂心如刀绞,一把将自己的女儿推给丈夫,抱着鲁生痛哭起来。
第三十八集《山穷水尽》


  “1944,民国33年,中日战争已经跨进第七个年头。这个时候对双方而言,都面临着山穷水尽的困境。”


  “虽然日军完成了[一号作战]的任务,打通了中国南北铁路纵贯线,但所付出的代价则是相当沉重的。在中国这一方面,所能做的,也只是在这条战线上,竭力去迟滞敌人的攻势,而无力进行有效的反击。”


  仗打了七年,国军的游击战姑且认为也打了七年,可是日军的脖子却伸得更长。国府穷七年之力,付出150个师的代价,却仍然没有学会游击战法,日军似乎不认为再将脖子伸向南宁,会被游击战之刃割伤。日军通过如此长的补给线,供给前线作战部队之需,也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奇迹吧。似乎七年的游击战法,只教给了国军的幽灵部队。


  “因为当时中国的精锐部队与美援战略物资都被史迪威[锁]在缅甸。这些只是眼可见的战况,事实上中国的潜在危机,却远比看得见的局势来的严重。”


  “战争对经济社会的杀伤力是难以想象的,他对一个强盛富裕的国家已然如此,对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就更难言喻了。......对一个寅食卯粮的国家而言,我们拿什么去开发经济来养战?不幸的是,这一年其实还只是此一恶性循环的开始而已。后来情形越来越遭,政府被迫饮鸩止渴,只好以印钞票以济燃眉之急,终至酿成不可收拾的恶性通货膨胀。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从民国26年到33年,这7年间,货币发行量与物价上涨的情形。民国26年,法币总发行额为16亿元。27年增加了一倍,物价上涨64%。28年发行额为3.5倍,物价未见大幅波动。29年发行额增为5倍,物价却上扬了12倍。30年法币总发行额为开战之始的10倍,物价却上涨了27倍。31年发行额为21倍,物价高扬了70倍。32年发行额为47倍,物价飞涨到200倍。显然印钞票的速度一直跟不上物价上涨的脚步。到了民国33年,印钞机印出180倍的钞票来,但物价却狂飙到了2100倍。这种家谁当得下去?”


  “形成战时经济金融状况恶化的原因太多,但最根本的还是来自战争、来自敌人。......在土地一片的沦失,交通网路一段段被切的困境中,外援显然便成为我们的希望所寄。”


  “抗战期间我们的盟友美国,确实前前后后给了我们8亿多美元的[资助]。但这笔钱是怎么来的?怎么花的?怎么还的呢?”“黎东方说:美国给英国的租借法案物资29个Billion,等于290亿,给苏联的是9个Billion,90亿,给中华民国不到10亿,8亿6千万。这有一点不同呢,给英国的物资给苏联的物资,美国人负责任把东西送过来,至于怎么样来用这些物资,英国人自己当家,苏联人自己当家。给中国的物资,不交给中华民国政府,更不交给蒋介石,交给美国派来的那个史迪威将军。这个人他把柄这个物资拿去,他支配。他留下一大部分,留在印度,预备他自己打缅甸用。给中国的东西很少很少。钱在别人的口袋里,我们显然无权过问人家怎么花。但如此悬殊待遇,除了当时西方重欧轻亚政策之外,实际上还有一个国际阴谋在暗中操纵着。这个阴谋来自于一个叫做[太平洋学会]的学术机构。当时[太平洋学会]所提供的[资讯]对罗斯福总统的远东政策具相当的影响力。可是这个以[学术]为名的组织,却早为共产国际渗透了。1941年罗斯福给蒋委员长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便是由这个[学会]所推荐的,此君正是共产党的同路人。”


  [太平洋学会]臭名昭著,它实质上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上面这个政治推论实在是浅薄无知,若照这种推论的思维方式,美国给苏联的援助比中国多得多,显然美国已被共产国际渗透了,美国是共产党的同路人。所以,用这种推论振振有词大肆宣传的人,若不是蠢蛋,便是有意愚民。


  “黎东方分析说:‘日本人同英国讲,你给我3个月的时间,我就可以解决中国问题了。英国人说好,你解决中国问题,我们在欧州就可以专心来对付德国。所以英国就做了日本人的帮凶。把我们从云南通缅甸的路切断。因此我们唯一的可以进口我们需要的物资的地方被割断了。’”


  这段话,似乎告诉我们:民国的经济崩溃,英国人应付很大的责任。


  单从这位黎东方大师的话来看,似乎日本是同盟国成员,中国与德国是轴心国成员。有日本人对付中国,英国也就放心了。黎东方大师心里显然知道事情并非这么简单,那么,这些话就带有明显的愚民色彩。


  “[黎东方说:]‘国内呢,有许多必需品是从外国来的就涨,这一涨,带动了整个的物价波动,这是第一次通货飞升。’”


  云南至缅甸的这条路,也是唯一的对外联系通道。是用来运军需物资?还是运民生物资?若运军需物资,则显然军需物资绝不会进入民生市场,如何能导致物价上涨?若用于运民生物资,那么,中国有哪一类民生物资必须依赖进口?是影响市场物价的重要因素?这段话完全是胡言乱语。


  “第二次物价波动,是在1942年,我们有了[盟友]之后的事。当时盟军的重型轰炸机必须以我国西南为基地,进行对日本的攻击。对中国而言,构筑飞机场便成了义不容辞的任务了。为此,中国老百姓就像蚂蚁一样,赤手空拳拼了命努力赶筑。不到一年光景,分别在大后方修筑了36座可供B-25甚至B-29那么大的飞机可以降落的飞机场。这项不可能的任务,确实写下了中国人不屈不挠精神的光辉历史。但没想到这番努力,也造成了雪上加霜的经济负担。....他不拿钱来,说这个帐以后再算,请你们中国自己垫钱。我们中国政府就只好垫钱啊,这个农民来做工要发工钱,也发得很少啊,可是几十万人的工钱就很多了。这个老百姓没有看过那么多钱啊,就到小街上吃馆子啦,吃面啦,阳春面啦、牛肉面啦,这个面馆都发了财呀。又想到对不起太太呀,买几尺洋花布给太太做一件新衣服啊。洋布也贵啦,这个是市场经济呀。这个小地方的物价涨了,带动了附近的大地方,就慢慢地带动了全国。”


  好家伙,小地方的物价上涨,能带动附近的城市,最终能带动全国的物价上涨。这可是前所未有的经济理论。我总算明白国民党的政工宣传为什么那么烂,原来都是如黎东方之类的人物来做。


  “根据统计,如果以民国33年的币值来算的话,一个低阶军官的月饷,只能当民国26年的一块多钱,约战前的30分之1。一个大学教授的薪水,也只合20分之1。......但人的生存最低条件一旦受到威胁,此一基础便会松动,甚至瓦解。所谓[饥寒起盗心]、所谓[俸不养廉]、毕竟人总要活下去嘛。但更可怕的是,假如道德的一层基石稳不住,法律的围墙便会跟着崩塌,社会就难以收拾了。当时的情形正是如此。”


  “一个社会经过长期战争饥馑流离颠沛,老实说,健康的人已经所剩无多了。到了战争后期,抓来的兵是什么个样子呢?......陈泽润事件,其实只是战时役政问题的冰山之一角,像当时军队里[吃]空缺,已是普遍现象。那一个师长啊,吃2、3百人的饷,那是平常的事情。部队吃空缺,虽然让各级部队长[肥]了自己,但却瘦了整个战斗体。如此更严重的后果,是影响了战术与战略层次的战力评估,而造成了错误的判断与[莫名其妙]的失败结果。”


  “经济崩溃形成社会混乱,兵源缺乏,军队虚胖没有战斗力。这种现象看在中国友人陈纳德眼里,连他都觉得撑不下去了。1944,民国33年冬,中国已经山穷水尽了。”


  对五届十二中全会军事报告


  自民图三十二年九月至民国三十三年四月


  各部队住院各类病患者患病及死亡人数统计表


  32年7月至33年3月止



  病 类
患病人数 死亡人数 百分比


  传染病br/33.07


  呼吸系统病br/>3527 12.27


  消化系病br/>7601 21.12


  循环系病 2253
723 1.85


  骨系病 1803 202
1.48


  神经系病 2485
539 2.04


  泌尿生殖系病 6249
1268 5.13


  感觉器病 5677
613 4.66


  皮肤系病br/>1474 15.74


  其他 3216 113
2.64


  合计br/100.00


  本片从经济、金融、兵员、战斗力等方面论述“中国已经山穷水尽了”。然而中国真的山穷水尽了吗?并非如此。如果说有人已经山穷水尽了,那也只是国民党统治的国民政府已经山穷水尽了。


  本片的分析用残缺、虚假的表面现象,去论证一个重大的结论,并有意隐瞒了最根本的因素,因而得出将一切责任推给外部世界的结论。这就是一个伪证,以逃避国民党由于反动政策所造成的责任。


  实际上引起经济崩溃的主要原因是:土地政策及过重的田赋造成农业生产大滑坡,继而滥发钞票引起的通货膨胀。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极端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其表现为分散而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方式。由于这种经济结构,对外部世界的依赖却很小,因而对中国的抗战却是有利的,日军沿海封锁并不能对中国的农业生产产生影响,只能对获取重要的军需物资产生影响。


  粮食是一切民生经济的基础,粮食的短缺才是物价飞涨的主因。其实,当时长江以南及湖北的大部分地区还在国府手里,这一地区和四川盆地都是中国的粮仓。由于疯狂的土地兼并所带来的高额田租和无节制的税赋、兵员的索取,破坏了农业的再生产,使农业生产逐年下滑。手中无粮,人心惶惶。


  其次是人为的通货膨胀。为什么说是人为的呢?战时,国府实行了经济“统制”,这个政策的本意是通过合理的分配资源,以抑制物价、稳定经济。然而实行起来,却不是那么回事。比如:发放救灾赈济款,只发100元以上的大票子,然后在中央银行兑零时,扣去24元手续费(请见《白修德回忆录》)。这是什么?这就意味着昨天你的财产还有100元,今天就只有76元了。这里暗藏着疯狂掠夺民间财产的目的。还有光复后,对伪币的兑换率问题,顷刻之间造成大量民众的破产。这种疯狂掠夺的结果,造成了物价飞涨,同时也摧毁了各级军政人员的廉洁和忠诚。


  中国还没有山穷水尽,有何证据?看看共统区的情况,共统区(含游击区,这是从边币的使用范围来讲的)有8000万人口,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
在《中国抗日战争史》([日]石岛纪之)中有下列记述:


  日本军的彻底的残酷的扫荡作战、经济封锁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使抗日根据地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状况。日本举的攻击使得许多根据地变为游击区、游击区变为日本占领区。结果,1941—1942年华北解放区的面积缩小了1/6、人口从4000万减少到2500万。八路军的兵力,从1940年的40万减少到30万。


  日本军的经济封锁和粮食掠夺、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再加上覆盖华北的严重的旱灾,沉重地打击了解放区的经济和财政。本来,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就不发达,包括日用杂贷在内的工业制品,几乎全部是外部运来的。日本军后方的山区根据地,对外部的依赖更强。因此,经济封锁给解放区带来极端的物资不足和物价上涨。在山区根据地,“敌人加强封锁的时候,主要的日用必需品的供给几乎全部断绝”。当地居民靠吃草根、树皮充饥,在条件比较好的陕甘宁边区“几乎没有穿的、没有食用油、没有纸张、没有蔬菜。战士们没有鞋子、袜子,勤务员们冬天也没有被子”。物资极端的不足引起陕甘宁边区1941年以后物价飞涨。


  与减租减息同时,在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它是1942年开始,1943年在各解放区普通展开的。大生产的目的是依靠在边区建立起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来克服严峻的经济危机。


  以自力更生论为基础的大生产运动的特征,最明显地表现在军队、机关、学校进行自给生产运动,特别是在陕甘宁边区,军队一边进行大规模垦荒运动;一边建起纺织、制鞋、制粉等工厂。1943年,部队完全达到了自给。机关和学校,职员和学生也每天参加一定时间的生产活动。结果,陕甘宁边区1943年的财政收入中,公营生产收入占37%,对减少财政支出做出了很大贡献。


  由于农村的大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1941到1943年开垦200万亩荒地,从来没有种过棉花的边区,1942年种了9万亩的棉田。


  在工业方面,陕甘宁边区1943年也有很大的发展。例如公营、生产合作社和民营的:三者加在一起的纺织工厂,从1938年的7家发展到1943年的111家(公营23、合作社38、民营50)。年生产额也从1785匹急增到5.0968万匹,增加了约29倍。除轻工业以外,铁、小型机械、军需品、化学药品等重工业品也可以自给了。


  在当时边区经济的技术条件下,除了无限投入劳动力以外,没有用增大生产的办法。可以说自给经济的发展,缓和了通贷膨胀带来的生活条件下降。


  当然在战争的严峻条件下的生产运动,其作用是有限的,即使是在成果最大的陕甘宁边区。1944年,民众劳动达到每天12个小时,吃三顿杂粮,一年仅能得到一件棉衣的程度。在贫穷的山西省东南的太行地区,据说富农几乎吃不起小麦。但是,当时的中国,在战争状况下,没有出现大量的饿死人。民众勉强“可以糊口”,这也是“有史以来的奇迹”。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依靠这种积极的经济斗争渡过了决定解放区命运的危机。


  当然,在当时日本人的资料也不完整。比如,他没有看到边区政府兴修水利,改造良田的举动;也没有看到安置灾民的行动。实际上,太岳地区在抗战的最后几年个,从日占区和国民党控制区收容了20万难民,太行收容了40—50万。贝尔登在他的《中国震撼世界》(纽约:每周评论出版社1970年版)第61页中写道:


  “河南国统区的100万饥民,渡过黄河来到边区(晋冀鲁豫边区)。据估计,原先十口之家者,其半数多已死在当地,活着的人结伴进入共产党地区以谋生计。”


  边区政府对这些灾民进行了移民安置,鼓励并协助生产自救。明令:谁开的荒地,就归谁所有。


  共产党通过一系列的政府行为,建立了一个较稳定的经济体系。同样也通过“统制配给”制度,却建立了一个廉洁的政府机构,这个制度比国民政府做得更彻底,所有军政人员一律不发薪奉,连一根香烟也是配给的。


  将共产党的作为与国民党的作为相比较,真可以说:从此决定了“中国之命运”。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日军方面对1944年状况的描述:


  以下摘自《剿共方针》1944年华北方面军参谋部制定:P191


  中共军事力量的弱点,表现在不能大规模生产军需品,装备低劣,训练不足以及缺乏干部。而其游击战术,是以长期消耗战为目的的消极战术,是不能与我军正式作战的战术。......


  中共的特点是以卓越的政治工作、民众动员工作弥补其军事上的弱点,并以其拿手的政治工作对我方进行策动。


  中共的政治攻势,特别是从1942年夏季前后对我方的政治攻势逐渐活跃起来。从冬季出现了配合政治工作的新式的小规模袭击事件。同时开展整风运动及精兵简政工作,进行内部的改编和改革,以及开始总反攻的准备工作及宣传工作。


  在《华北治安战》下册(日本防卫厅 编)从 P440 之后,有如下描述:


  关于1944年秋的治安状况,方面军第一课高级参谋寒川吉益大佐回忆如下:


  在方面军占领的三个特别市,四百个县当中,治安良好的除三个特别市以外,只有七个县(占总数的1.4%)。有一百三十九个县(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中共活动。还有相当于66.9%的二百九十五个县(包括华北政务委员会直辖行政区的四个县)属于中间地区。在该地区彼我势力浮动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贯彻执行。其中大部是以县城为中心,只将兵力分驻几个乡村,民心多倾向共产党。而1941年底治安地区为10%,准治安地区为40%,未治安地区为50%,恢复县行政机关的为92%(总数398县中的366县)。与此数字对比,治安状况恶化情况十分明显。


  1945年初,方面军的治安警备部队兵力为125个大队,约19万人(包括北特警十个大队,但骑兵、坦克部队及其他特种部队除外)(注:坦克第三师团)。这与大东亚战争前在数量上虽无太大差别,但占领地区扩大到河南省的大部分地区,而且在大东亚战争以前连续担任警备有经验的部队,不过只占半数。


  ..... 特别是以冀中地区为根据地的共军,改变了过去利用坑道的战术,于6月10日,一齐发动攻势,使警备津浦、石德线的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前线守备队遭到了严重损失。


  ......


  从“毛泽东的中日战争三个阶段论” ...来看,中共的所谓总反攻的战略阶段,虽与其当初预料的有很大的距离,但是现实的发展,在某些方面还是逐渐接近的。


  方面军直辖地区


  本地区周围的共军纠集各地武装团体,以进行总反攻的姿态逐渐向日军势力范围渗入。治安情况日益恶化。


  华北治安战的特点是,其作战对象为彼此互有矛盾的中共和重庆两方面,他们既属同一民族,而性格、素质、战术却各不相同。...... 从这一战争的现象方面可以看出以下各点:


  一、敌人的性质模糊不清


  .....尤其是中共势力,它和日军在长期训练中作为目标所描述的敌人,或者是迄今为止我们所接触过的敌人,无论在形式和本质上都完全不同。


  二、没有战线的战场


  在传统的正规战中,互相对峙的敌我战线是比较明显的。然而,在治安战期间的华北战场,敌我的势力范围犬牙交错,变化无常。有关敌人准确位置的情报,很不可靠,甚至在我方势力范围内部深处经常潜藏有敌人的军事力量。


  三、长期持续的战争


  .....这一战争,不是以往的持久战,也不是消耗战,而是一种独特的战争。


  四、新型的总体战争


  军事力量的优劣、军事行动的成败、并不直接连接于战局的这一事实,说明在军事以外的力量起了很大作用。这种兼有政治、经济工作、社会思潮等非军事力量的战争,有助于敌人的战斗意志和战斗力的发展,但是阻碍了我方战斗力的发挥。


  换言之,华北治安战的目的,实质上就是把华北、蒙疆当作完成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而予以维持和发展,当地政权的稳定只不过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所不可缺少的一种手段而已。


  另一方面,共军与民众的关系,同以往的当政者不同。中共及其军队集中全力去了解民众,争取民心,不但日本,就连重庆方面也是远远不能相比的。正因为如此,尽管他们在数量方面处于劣势,却具有不容轻视的坚韧力量。就战略战术而言,其巧妙的作用,并不是由于他们学习了马列主义,而是他们在中国风土人情及历史的基础上,巧妙地利用民族主义而取得的。


  中共是有铁的纪律的党组织,以党为核心团结军、政、民进行所谓四位一体的活动。它一方面与重庆政府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一方面自己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抗日救国”的口号动员、引导民众,并以“民族联合政府理论”逐渐改造社会的政策,来掌握民心,从而不断扩大和加强了党的势力。它以“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方针,将抗日战变为政治战,在建设解放区的同时,鼓动民众广泛开展“游击队”活动。当然,这些措施并非所有民众都无条件赞同,但他们也万无一失地依靠强制力量来进行调整。尽管如此,所有这些作法都是适合其国家风土人情和民族性的。


  对于中共,只有排除任何妥协,必须从各方面都采取彻底的对抗政策。就中共的信念而言,他们是要一直战斗到日军完全从中国撤退为止的。

  另一方面,中共也大体上与我方同样划分为敌占区、中间地区、解放区,企图逐次扩大地盘。但其作法与我相反。他们首先进行政治战,组织群众,然后才行使武力。他们把治安战看作政治战,全力以赴进行政治工作。因此,其军事力量比之我方虽然处于劣势,却是逐步扩大了势力范围。

第三十九集《最后的坚持》


  1944年12月初,从越南北上的日军和23军在绥渌会师,日军的[一号作战]到此[任务]达成。


  “中国的领土,沿着南北纵贯干道被切成了两半。.....但我军在短短9个月的时间内,竟然连失数十城的事实,则不禁令人要问:这到底是怎么了?根据统计,民国33年初,中国陆军部队应为320个步兵师,22个骑兵师,总数约在650万人左右。但事实上,这些部队多只是个番号而已。至于实际员额够不够4百万?谁都没有把握。”


  “更遭的是由于连年征战,伤亡太大,新兵体质已大不如前。根据何应钦民国32年的报告,当年征来的兵,10个人当中只有3个够得上最基本的健康标准。后来就把这3个送到远征军去,而把其余的留在国内。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我们是用什么兵来打仗了。”


  这是1944年5月20—26日,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上作的报告。何应钦说:


  “自上年九月起,至本年三月底止,远征军已补充六万零四百三十二名,驻印军二万五千零一十四名。其他一般部队缺额补充,自上年七月起至本年三月底止,调拨补充团及壮丁,补充人数共计一、三三七、三八零名。”


  这就是说征兵总数为133万7千多人,其中远征军、驻印军补充兵员为8万5千余人,即远征军、驻印军补充兵员人数是征兵总数的百分之六点三(6.3%),而不是《一寸》中所说的30%。《一寸》公然篡改历史文献,在此又说了假话。


  那么,这一期间国军的战损数是多少呢?何应钦说:


  “自三十二年八月起,至三十三年四月底止,共计官兵负伤者四七、三八八人,阵亡者三二、四四八人。”


  也就是说,伤。伤亡不足8万,补充133.7万,还说兵员不足?


  由于连年征战,兵员的合格率确实不高。何应钦在报告中说:合格率为33.7%。这就是说合格的兵员中有4/5补充到国内战场上,也就是36万人,是伤亡人数的4倍以上。还能说“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我们是用什么兵来打仗了。”吗?


  何应钦在1944年4月五届十二中全会军事报告中说:


  “自抗战起至三十三年四月底止,...合计伤亡失踪总数二、七六二、七九九员名。”


  在1945年5月六届全国代表大会军事报告中又说:
“总计自抗战迄今,共征募壮丁一三、五五八、四九三名,...”



  这就是说:从1937年7月至1944年4月,国军伤亡276万余名。从1937年7月至1945年5月,征募壮丁1355万余名。考虑到1945年的兵员总额比1937年多200多万人,这里面有800多万人上什么地方去了呢?是否全死在征兵的路上?


  “滇西、缅北之战,从表面上看,是一连串光荣的胜利。但此一[光荣],是在我国对日作战最艰苦的时刻,投入了全部外援和最菁华的人力去堆砌起来的。我们看不出此一[光荣],在此时此刻对整个中国战场的意义何在?”


  是真的看不出滇缅战场的胜利对整个中国战场的意义吗?为了抹杀史迪威的功绩,又在这儿胡说八道了。


  滇缅战场的胜利意义在于重新打通这条国际运输线。前面我们已经看到驼峰空运代价太高,飞行员的损耗也太多。中国战区大反攻所需的战略物资仅靠驼峰空运是不行的。输送到中国的每五桶汽油,就有三桶消耗在飞航中;大战之前,燃油不足,机械化部队就无法作战。况且,大量的重装备难以空运。要迅速地将中国军队的装备美械化,为大反攻准备作战物资,必须打通滇缅公路。这是稍据常识的人都能理解的。


  若没有滇缅公路,雪峰山战役的那些美式重装备从何而来?那些整天在日军头上转的飞机的汽油又重何而来?这叫着:搁下筷子骂娘。


  罗斯福9月18日给蒋介石的电文:


  “阁下应立刻补充怒江方面之部队,并饬其加紧推进,同时,必须立即委任史迪威将军,授以全权,指挥中国全部军队,此步骤之实现,将更增美国援华的决心...该一援华计划如再延搁或犹豫,便将完全消失...”


  “回想抗战以来,我们千辛万苦所期盼的盟邦支援,撑到现在只落到了这么一句话,不禁令人唏嘘。”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罗斯福要来这样一份电报,全力支持与蒋闹僵了的史迪威呢?


  在《中国抗战秘闻》——白修德回忆录中有一段话,也许可以作为旁注:


  我在1942年第一次会见史迪威之日,也正是他在寻找原因之时,他开始领悟到这是可怕的命中注定。他的最大职责是要把中国军队训练成一支现代化的军队,使中国军队成为一支真正的作战力量。其后,他的战略职责便是:用这支现代化的军队去切断日本军队占领的缅甸防线,从而打破对中国的封锁;到最后,再组建—支更为强大的中国军队,加入太平洋联盟,实施对日本的总体反攻。这是一个军人的职责。一个世纪以来,许多传教士、顾问、教师等西方人一直想改造这个中央王国,但充其量只是对它有点干扰而已,而史迪威则不过是这个长队列里的最后一名队员。在史迪威第一次同我见面时,他开始领悟到的就是全部战争的最高水准是受制于政治的,在中国,没有政治的变革便不会出现有战斗力的军队。


  这个使命是单纯的,但却又是盘根错节的,最明显的,莫过于缺乏有效的政治。但事情尚不止于此——史迪威是如何被错误地引进到这种政治里,才是他倒霉的关键。如果中国士兵不能打仗,他要问个为什么。
“为什么”,答案很简单:将军们偷士兵的薪饷,士兵们吃不饱肚子;士兵们有病,士兵们营养不良,要使他们再进入临战状态,那就意味着要揭发出:是谁偷了他们的薪饷,为什么不能撤换或枪毙那些不称职的将军?中国政府为什么不能在危急关头使用共产党的部队?归根到底,两党都是抗日的嘛。为什么蒋介石不让他最精锐的20万部队去抗日而用来封锁中国共产党?这一切究竞是为什么?史迪威对此冥想了两年半的时间,依然对这些“为什么”不得其解。最终,问题总是出于政府。一支军队是一个社会及其信仰的外在表现,每支军队都在反映出派它出去打仗的那个政府的面貌,年复一年,渐渐使史迪威看明白了。中国那个得到美国承认的政府并没有发挥政府的职能。作为一个美国人;史迪威得出一个令人畏惧的结论:如果要使中国政府变得对美国有用的话,就必须更换,——即使不能这样,它的国家首领也必须靠边站。


  我现在清楚,我那时转向史迪威方面反对陈纳德,根本没有受到任何来自史迪威的压力。那时候,我开始相信中国政府已完全丧失了统治能力。中国不仅是个供我们试验武器的发射台。它是一个实在的国家。它的本身和内部是辽阔的,神秘的,残酷的,在我们使用它的领土作为消灭日本的发射台的同时,同它的正在变化中的人民交朋友的目的是必要的。经过事后漫长的顿悟,我现在才算看清了史迪威的用心。他企图建立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去处理一件使命,一件不是身穿军服的将军们所能完成的使命。


  是河南的大灾荒才使我从赞同陈纳德的立场上转变,转而赞成史迪威的意见。甚至就在那时,它就使我知道史迪威的使命是多么无望,他将见到他怎样的下场,然而灾荒直接给我的教育还远不止这些。它教我懂得了混乱和秩序,生存和死亡,在我心灵的烙印中,最深刻的莫过于河南的灾荒,直到今天仍栩栩如生。


  “蒋主席此时此地面临着,国家生存与民族尊严之间的痛苦抉择。9月24日蒋主席约见赫尔利,表明了他的基本态度:”


  “一、决不能变更三民主义民主政治,坐看共产党赤化中国。”


  “二、凡属损害中国主权之事决不容许。”


  “三、两国合作必需互尊人格,互守信义,在友好的空气中进行,不容含有丝毫强制,或出以强迫之手段。”

  很好!从蒋介石的这份谈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冲突结症究竟在什么地方!就在他的第一句,这是最关键的一条:“决不能变更三民主义民主政治,坐看共产党赤化中国。”这就证明了许多美英记者所言非虚,而《一寸》对这个事情的说法全部都是谎言。

 史迪威只是一个军人,执行的是按美国利益作出的决策。正如罗斯福总统所说:中国最多的是人,应该让中国人使劲的打日本,以减少美国士兵的伤亡。所以史迪威要奖勤罚懒,要把美国军械发到最能打日本人的军队手里。在他看来,将美国军械发给那些不能打日本的军队是浪费美国人的钱。


  而蒋总统的想法是:让盟军替他打败日本人,然后,再用美国的军械消灭中国共产党。这样一来,两人的战略目标就完全没有相同的地方,所以才有那样激烈的冲突,所以才有五角大楼、罗斯福支持史迪威的举动。但是,史迪威不是政治家,而罗斯福是政治家。罗斯福考虑到了战后遏制共产主义的需要,因而只好牺牲史迪威。


  “赫尔利听过这番话,终夜不能成寐,天不亮就给罗斯福发出了电文...”


  需要注意的是,赫尔利给罗斯福的电文是在10月13日发的,这是在10月3日,美军参谋部降低了中国战区的作用后发出的。这时军事考虑已不重要了,它让位于政治考虑。而蒋介石对赫尔利讲这番话是9月24日,《一寸》中所谓“赫尔利夜不能寐”完全是鬼话,如果真的夜不能寐,为何要拖19天才给罗斯福复电?


  同样对于这件事情,石岛纪之在《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第139页写道:


  但是,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美国军作出了进一步降低对日作战中中国作战的地位的决定。也就是说10月3日,美国综合参谋本部放弃了预想将要作出很大牺牲的台湾、厦门作战,决定了攻克吕宋岛战略以及绕过台湾向硫黄岛和冲绳前进的路线。结果,被指定支援太平洋战争的中国战场对于美国的作用,进一步下降。因此,美国政府得以优先考虑政治判断而后考虑军事判断。


  美军为何改变作战路线?显然国军的战斗能力已经被看成一文不值,美军只好自己干了。


  1944年12月2号日本军攻陷独山,重庆震动。日军入独山如入无人之境。29军孙元良带900多人在那拼死打了一仗。没有几天,收复独山。


  “...独有一座孤零零的纪念碑(独山抗日纪念碑),在黄昏里矗立着。过路人当不会知道,这里正是本世纪中叶,中国人扭转自己命运的转折点。也是迎向21世纪的001号里程碑”


  2000多日军,作战保障完全没有,却敢孤军深入296公里。说“日军入独山如入无人之境”,这句话好听吗?


  既然29军孙元良带900多人先期赶到,其主力部队应在第2天也能赶到。不能全歼该敌,让其退走。就能功勋卓著吗?


  把独山抗日纪念碑说成是“中国人扭转自己命运的转折点。也是迎向21世纪的001号里程碑”,实在是太过誉了。因为直到第二年8月15日之前,国军也没有发动战略反攻。独山之战只是一个防御战,其后的雪峰山战役也是一个成功的防御战。若论第一个胜利的防御战,则是第一次长沙战役。第一个全歼日军的战斗,则是平型关之战。第一个大规模的歼灭战应属台儿庄。独山之战是哪个第一都没捞上,就连最后一次也没捞上。


  把独山之战说成迎向21世纪的001号里程碑,实在是句笑话。


  对于那段扑朔迷离的时期,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日本人又是如何看的呢?


  石岛纪之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写道:


  P127


  对此中国战场最高司令官蒋介石的参谋长并兼在华美军司令官史迪威将军,坚持夺回缅甸公路,并依靠由此而得到加强的中国陆军,来反击日本军。这本是美国陆军的构想,史迪威想实施这一计划,他为了在中国保持空军活动,认为“第一重要措施是拥有能够占领并保持航空基地的陆军”。史迪威的想法,引起了不愿意将国民政府军投入战场的蒋介石的反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从1942年中期开始逐渐恶化。


  北缅甸的反攻作战,是中国军第一次从正面进攻日本军并取得胜利的战役。参加这次战役的中国土兵具有“我们也能够打败日本兵”的信心,史迪成亲自向世界证明了他的信念“如果得到适当的指导,中国土兵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军队匹敌。”


  P129


  所谓打通南北大陆交通线作战是指打通平汉线(北平至汉口)、粤汉线(武昌至广州)、湘桂线(衡阳至柳州)等各铁路——贯穿中国南北大陆的战役。日本军发动作战的目的,是歼灭中国西南部的空军基地,挫败美国空军空袭日本本上的企图;依靠打通中国南北的铁路,确保与南洋方面的陆上交通;挫败中国军的抗战意志这三点。日本军为了这次作战,动员了日中战争开始以来的最大兵力,即15个师团,兵力约50万余人。


  首先,日本军华北方面军的第十二军,1944年4月17日,渡过黄河,5月19日打通平汉线。随后,第十二军的主力西进,5月25日占领路阳(以上行动叫京汉作战,中国名叫豫中会战)。当时,驻守河南省的中国军是第一战区(司令官是蒋鼎文)的十八军,约30万人,拥有兵力是日本军的两倍,其中中坚力量是汤恩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军队 是蒋介石嫡系的精锐部队。但是中国军除了守备洛阳的非嫡系部队奋起抵抗以外,其余都在日本军的进攻面前节节败退。


  随后日本军第十一军,5月27日,从洞庭湖东北岸的岳阳附近向长沙开始进攻。在这以前日本军进行过三次长沙作战,都是从正面攻击,因此遇到中国军的反击,不得不撤退。所以这次日本军采取从三方面包围长沙的战术 6月18日占领了长沙。失去长沙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在长沙南边的战略据点衡阳,用坚固的阵地抵抗日本军的进攻。衡阳是粤汉线与湘桂线的连结点,也是美国空军的重要基地。衡阳的攻防战从6月26日开始,激战持续了一个月之久。8月8日守备衡阳的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向日本军投降,战斗结束。


  衡阳失陷后,中国军的抵抗迅速衰退。日本军第十一军在广东的第二十三军帮助下,占领了桂林和柳州,24日又占领南宁,12月10日,打通了通向法属印度的公路。另一方面,第十一军的一部分,12月3日占领了贵州省的独山.威胁着贵阳和重庆(以上称湘桂作战,中国名叫长衡会战和桂柳会战)。



  这样,可以说日本军取得了绝对的胜利。打通南北大陆的作战,对日本人来说绝不是轻而易举的战斗。由于精锐部队被抽调到南方,在中国的日本军的战斗能力下降、兵力不足,依靠在日本内地和中国现地召集征兵,好不容易才弥补。更严重的问题是制空权被美国空军掌握着。因此,日本军的补给受到攻击,粮食甚至武器、弹药、被服等都不足,常常被迫夜行军。虽然日本军的战斗能力如此大幅度下降,但中国军仍然惨败,是原因何在?


  第一个原因是:国民政府军的战斗意志显著下降,军队内部腐败。当时国民政府军的兵员,在战时状况下,总数约为650万人。正如前章所述,由于通货膨胀的迅速发展,士兵的军饷大幅度下降,这成为战斗意志下降的一个原因。将校们的腐败也是很显著的,在河南会战中,当时河南的中国军所有的七八百台军用卡车中,只有100台用于军事物资的运输,其余的都被将校们用于将自己的家属和财产转移到安全的后方西安。


  第二个原因是:蒋介石优先考虑政治的战略,影响了防卫战的有效执行。蒋介石为了保存自己的军事力量,把他的最好的军队撤出中国东部战线,把他所不喜欢的、属于军阀或民族主义的军队配置到前线。例如在衡阳奋战的薛岳是广东系的、与蒋介石不投机的人物。蒋介石还采取反共优先于抗日的政策。日本军向河南省进攻的时候,没有将包围陕甘宁边区的蒋嫡系的最精锐部队胡宗南(第八战区副司令)军派遣到河南去救援,只是在洛阳失陷后,出动了胡宗南部队的一小部分到前线去反击。


  第三个原因是:变为战场的地区,经常出现民众背叛国民党的现象。例如在7月,河南南部的农民7000多人,为反对国民政府军的征收,夺取了驻守在信阳西部的军队的武器。国民党派遣军队对此进行镇压,屠杀了5000多农民,国民党这种残酷行为成为导火线,农民暴动从河南省南部,扩延到湖北省北部,数万农民提出“反对不抗日的军队”等口号,组织了农民救国军,歼灭了屠杀农民的军队。这样,不受民众支持的军队其战败是必然的结果。


  这次大战败,给中国带来的损失是极大的。1944年4月到12月,国民政府军兵力的损失达到六七十万人;国民政府失去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各省的大部分和贵州省的一部分。新沦为日本统治地区的民众有6000多万人,有许多难民背井离乡转移到国民党统治地区。日本侵略的扩大和国民政府的战败,给中国民众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对于这场大惨败,当时在中国战地的英美记者看到了真实的原因,他们发出了大量的报道。使得美国国务院开始考虑与在延安的中共接触。美国记者西奥多.怀特(白修德)在《中国抗战秘闻》中记录了这个事情。


  P183


  1944年10月22日,我来到了延安。


  时间,以其神奇的力量,使一切伟大的事件都获得澄清,使一切久远的事件去掉了繁文缛节,暴露了历史和决策的本来轨迹。我是以一个战地记者的身份到延安去的,去撰写一部关于政治和势力集团的报导。我在延安逗留了三周,那里正发生的事情是非同寻常的。一场革命正初具规模,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准备宣布它的出世,共产党领导人经过全国的筛选,正从地下状态云集延安,筹备其自1928年以来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事情还不仅如此。在那几周里,由于蒋介石和史迪威的离异以及罗斯福和蒋介石的分歧而造成的直接灾难性后果,中国的共产党人正推备拟出一份完整的,也许是永久性的与美国结盟——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他们所希望,我们中的有些人也希望的方案,并准备把它坚持到未来的年月。如果这种延安气氛继续下来的话,或许就没有朝鲜战争,也没有越南战争了。


  那几周是美国的战争目的和中国革命共处的蜜月时期。蜜月的代理人,即联姻的牵线人,是美国一个年轻的外交宫:小约翰
巴顿•戴维斯。他在中国出生,父母都是传教士,刚刚三十六岁,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一个轻巧自如,举止潇洒,善于词令的外交界正在上升的新星。他自己要单枪匹马地进行历史的探索。我希望对我亲密的老朋友约翰•戴维斯没有伤害地说,他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也象那时的我一样对美国的政治天真烂漫;但他因为那年秋天在延安抒情诗般的日子,饱受的羞辱和谪贬之苦远远超过了我。


  戴维斯在抵达的那天深夜就和毛泽东、周思来还有红军总司令朱德进行了会晤。如果我们的军队在中国的沿海登陆,共产党能否给我们诸如以断铁路,动员农民之类的支持?这是一个合理的探询,但却是在一个混乱的时刻进行的。共产党对蒋介石和美国在史迪威问题上闹翻的事一清二楚,对国民党军队腐朽和溃败的情形甚至比谁都清楚。他们正着手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府。他们所有的那些伟大的军事领导人,有的从地下状态,有的从游击抵抗区,有的靠徒步行军,纷纷回到延安,准备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16年以来的第一次!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刘少奇都长期居住延安,但林彪、彭德坏、陈毅、聂荣臻都是刚刚到达——他们是征服未来中国的著名元帅,建立一个一统天下的功臣。而戴维斯,来这里是要探讨军事合作的可能性,还有结盟的可能性!在那个大好时机里,戴维斯本来不应该出场。我也不应该。


  我们所看到的是一场革命,正历经磨难,由胚胎进入定形。我是唯一的新闻工作者,受着老朋友周恩来和老相识叶剑英的庇护,也受到了我和戴维斯抵达的事件而引起的虚假重要性的掩饰。此行的伟大目标是探讨美国和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结盟,我是作为该目标的一部分,受到接待的。

  时机以及牵线人约翰•戴维斯的出现确定了当时的气氛。
时机的掌握就是共产党人对1944年一系列事件的洞察。他们比谁都清楚蒋介石在华东战场上的厄运。国民党的军队正在解体,日本人在所有的省份里如入无人之境,而共产党人却尾追着日本人,组织抵抗运动。不管什么地方陷入日本人之手,共产党就感到是他们采取行动,进行组织的机会——组织发展之快超过了共产党的预想。六个月里,蒋丧失了25万军队,而共产党的兵员每个星期都在增长。眼下,他们已在日本人的后方建立了不少于16块的政治——军事基地,每块都称作“解放区”。其中有些解放区已控制了好几块长200英里宽100英里的地盘。不管是日本人还是国民党都对这些解放区望而却步。解放区里的唯一政府就是他们自己的政府。他们所考虑的头等政治大事就是怎样把这些“解放区”联成一片,建立一个“人民的政府”,一个真正控制着9000万人民并提供了保护的政府。正象他们所关注的,那个蒋介石的所谓“政府”己把它在华东的军队消耗完毕,而眼下只能在中国的西部,在美国的特别关照下苟延残喘。瞧,为了这一点,美国人,戴维斯和巴雷特都跑到延安来了,在探讨共产党分享美国友谊的诚意。所以,当这些当地政府的领导人在延安云集的时候,更为重要的军事长官们也随之而来,共商召开16年来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考虑成立一个共产党政府的可能性。此外,史迪威去职的事件也促使他们考虑这个正在诞生中的新政府是否应当同美国进行大量的交往。


  我在延安探索历史的时候,亲身了解到的事实之一就是:革命是知识分子创造的,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革命者,但如果知识分子能把他们的理想和困扰普通百姓的东西结合起来,编织成器,就能把普通百姓引诱或罗致到一起成为一种革命动力。如果他们再聪明一点,向工人们和家庭们讲明道理,使这些朴实的人民认识到正束缚或正毁灭他们的东西是什么——那么,他们就能动员起人民去改变现实,去杀戮,去猎取,去牺牲,变得残忍,同时知识分子又总能给予纯朴的杀人者和恐怖主义者以道德上的赦免。


  然而,在延安,政治是至高无上的。延安,置于其它一切事情之上的,是一座生产思想的工厂。也许只有罗马的基督教革命或18世纪的法国和美国革命才把思想看得如此重要。也许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如此有意识地察觉到,思想本身也象剧烈行动的发出者那样具有强大的力量。


  延安是一个正处于实验阶段的“自力更生”型的政府。没有人在美国的大学里接受过政治学的基础教育,他们就自己学会怎样去挑选合适的人选去管理另一部分人——或临时去学大量实施管理所需要的技艺。在一个山村里,怎样才能用纸印刷成书籍、传单和货币呢?他们正在靠自己学习掌握。那时候,点灯用的油都是传统地从果仁里榨出来的,一点燃,这些劣质油就在家庭自制的灯上噼噼啪啪响个不停。怎么办呢?怎么使这些油纯净些呢?怎样使铁融化制造枪支呢?怎样护理伤病员呢?总之,一句话,没有知识,怎样去进行革命,建立一个崭新的政府呢?这就是延安的主要功能:使这些人们在这抉根据地上循环往复地接受教育,教会他们用新的方法思考。那时的延安地区居住着4万人.1万2千人是当地的农民和商人,其余的就是党的人了——积极分子,领导人,官员,占压倒多数的还是学生.学生们的年龄都在十八岁至四十五岁之间,有的是逃离敌占区的城市或国统区的学校刚到达延安的青少年,有的是中等年纪,头发灰白的游击队指挥员。他们在接受文化课的补习,学习怎样用书面下达战斗命令。


  延安是—个学校社会——医生的,护士的,指挥员的,政治委员的,党的积极分子的,各类学校应有尽有。政治局的成员人人都分工负责某个领域的思想训练。


  在那几周里,以及在一年后的重庆我好几次见得到毛,但都是公式化的会见。他给我不可磨灭的印象是第一流的——一个会用枪来思考的人,他的思想能强迫历史朝着他的理想迈进。


  产生伟大历史力量的对话,在一开始就因为谈话自身的变化而被曲解是十分常见的事一一美国民主党人和中国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对话就是这样一个在官方的首次接触时就遭到曲解的实例。中国方面的发言人是毛泽东,美国方面的发言人是帕特里克•赫尔利少将。毛是个天才,赫尔利是个****。赫尔利于1944年11月的第一周抵达延安,开始了美国同中国共产党的谈判。这个谈判是被偶然事件拖离历史轨道的最明显的实例。


  赫尔利1944年11月7日抵达延安,抵达的第二天上午(陪同的中士速记员与会作记录)就同毛人其他领导人开始了会谈,出示了他和蒋介石以前共同拟定的条乱一个五点纲领。根据这个纲领,两党都矢志于团结,共产党将得到合法承认,在将来的某一天,共同努力,建立一个矢志于进步的政府——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要解散其军队.放弃他们的“解放区”政府(已经统治着8000万人民),他们的军队要听从军事委员会的改组。


  那天下午,毛作出了反应——是爆炸性的。他对国民党政权从上到下都作了谴责.指出,军事委员会没有什么权力,只是一个阉割军阀和地方部队将领的装饰性机构,其中只有一个位置留给共产党的部队是不够的,以此来让他放弃他那在中国首屈一指的部队及效率最高的政府显然是不能接受的。赫尔利说,这个协定将使你的一只脚迈进门里。毛说,如果你的双手被反绑在你背后,进去这个门里没有什么好处。赫尔利明智地提出建议.让共产党拟出一项自己认为是适当的解决条款,他将乐意洗耳恭听。那个下午,他们为这个谈判建议暂时中止了会谈。


  第二天:是11月9日,星期四下午,他们又进行了会谈。共产党拟出了他们的书面提议,措词之绝妙,使赫尔利一点也看不出他们的强硬企图。赫尔利兴高彩烈地说,共产党的建议确实挺好.但就是迈的步子还不算大。他想改天再作评论。


  赫尔利全然不懂。他不是知识分子出身,只是一个美国民间的那种漫画式的人物。但那天晚间在迪克西使团的窑洞里,他竟以美国最优秀的传统改写了共产党的建议——而对共产党说来,当他们在10日的上午见到赫尔利的修改稿时,一定会被那修改过的提议弄得眼花缭乱。


  在赫尔利的修改稿中,第一款便是团结:“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都一致同意作为三种平等的力量,共同抗日。这几乎是一些辞不达意的话——仅在概念上就令人吃惊——意思是说中国的国民党政府(蒋的独裁政府)将被更新组织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联合政府”。在这个政府里,所有的党派一律平等。在这个联合政府之下,还将有一个“联合的全国车事委员会”,负责全国的军队共同对日作战;“从国外所得之供应将予以公平分配”,意思是美同将同时武装两党的军队。总之,经过赫尔利英国式的润色加工后,全文的基调完全是美国宪法和政治信仰的概念化翻版,既热情洋溢又让人翻译不出来。这个新的全国联合政府,赫尔利写道,将使人民获得“公正,信仰自由,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请求政府改正冤案的权利,人身受到保护的权利和居住的权利。”赫尔利在使美国承担起建立一个新中国的义务,在使一个东方国家接受美国的人权法案。


  当然,赫尔利的这个协议最终成了一片废纸。国民党认为被出卖,决不可接受。协议不得执行,使共产党认为受了美国的欺骗。


  第四十集《天亮前后》


  “...接踵于经济的崩溃,跟着来的便是道德社会的解体。这种环境正好是共产主义滋生蔓延的温床。也为中共的扩张与壮大留下了宽广的空间。但承担此一恶果的,却是苦撑八年,力却强敌的国民政府。”


  可见国民党缺乏自省,只知怨天尤人。八年抗战,对中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然而中国不死,必然蕴涵着生机。中国象凤凰一样,要在浴火中重生。旧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必然灭亡,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在战争中发展健全起来的新的政治、经济体制。这个新的政治、经济体制便是中国新的生机,破壳而出的新生命力,将促使中国向世界强国迈进。


  经济的崩溃、道德社会的解体即是旧的政治、经济体制不能适应中国应对灾难的需要,行将灭亡的征兆。国民党不知调整,不能有效的应对灾难,不去变革以建立新的政治、经济体制,而是固守于旧的、行将灭亡的政治、经济体制。败亡则是必然的事。


  国民党只是到了台湾后,在几乎灭顶之灾时,才知变革,才得以生机再续。国民党的灾难还未消失,还将面临生存危机,是就此灭亡,还是浴火重生,脱胎换骨,重回中国国家级大党的地位,就要看国民党诸君在危机面前是如何应对的了。其实在政治这个世界里,也应了达尔文的那句话:适者生存。


  “在国际上,苏联不断扯国民政府的腿,本不足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怂恿中共在国内战场扩大对国军的攻击,也属有形的叛乱。但更狠毒的则是渗透西方世界,进而左右美国政府高层的对华政策方向。像马歇尔、史汀生、罗斯福都深受第三国际:‘国民党并不积极抗日,他们争取外援的目的在于对付中共。’的宣传影响。因此在租借法案之下的援华物资,我们无法充分利用。两亿美元的黄金采购案,被耍了乌龙。以至抑制通货膨胀的最后希望落空。延安充分掌握了美国政府中这一股左倾的隐形力量,并利用史迪威与国民政府之间的矛盾,更嗾使他把存在印度的美援物资,去装备中共部队...”

  这些话好像不是经过脑子里说出来的。国民党是否积极抗日,那些派在国军各部队、战区的美军观察员看不到吗?美国政府高层决策判断的依据是来自苏联?还是来自他自己军队的观察员?莫不成这些美军观察员统统被中共蒙住了双眼?

至于说到“怂恿中共在国内战场扩大对国军的攻击,也属有形的叛乱。”,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平江惨案


  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驻湘鄂边第27集团军总司令部根据蒋介石的秘密命令派特务营一个连,突然包围了新四军驻湖南平江县嘉义镇的通讯处,并将新四军高级参谋涂正坤等当场枪杀。晚上,又将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通讯处秘书吴渊、新四军司令部少校秘书曾金等6人活埋于平江县的黄金洞。通讯处财物被洗劫一空。


  这件事发生在皖南事变的半年前,新四军的一个通讯处,且在大后方深处,有多少人马?能进攻27集团军的部队?究竟是新四军通讯处攻击国军?还是国军攻击通讯处?


  究竟是谁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对于《一寸》,只能有一句话来评判,那就是:满口胡言!


  “盟军终于民国33年,夺回了沦失已久的制空权。这对日军来言,是极为不利的一项逆转。根据统计,从1944年11月到1945年8月,盟军利用中国大陆各机场,以长程重轰炸机轰炸日本本土的飞机高达一万七千五百余架次,投掷各式炸弹共7万吨。日本方面作过统计,单就东京一地而言,挨炸的弹药吨数,约为当年日机轰炸重庆的23倍。”


  湘西会战日军以失败告终,为日军在华的攻势作战画上了句号。


  1945年2月,雅尔塔密约。罗斯福与邱吉尔为了寻求战争快速结束,竟然答应斯大林的要求。背地里出卖了他们的盟友中华民国。


  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宣言。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广岛扔下第一颗原子弹。广岛死伤为20万1千余人。


  1945年8月9日,全县被收复。第二颗原子弹又投向长崎。苏军出兵东北。


  “虽然在战争中,日本人民同样受尽了痛苦煎熬,但当他们于1945年8月15日中午,亲耳听到裕仁的[终战诏书]的广播时,仍然忍不住热泪盈眶,匍匐跪倒在二重桥上。”


  “8月15日这一天,无论是对中国人、对日本人都是终生难忘、惊愕不已的一天。”


  第四十一集《激情过后》


  “1945年9月2日星期天,日本东京湾内麇集了包括9艘航空母舰在内的美英大小舰只达380艘之多,诚有舳舻千里之气概。中国受降代表徐永昌看在眼里,不禁兴起[50年前甲午之役果能一胜,我国海军今日不悉何似]的感慨。”


  “在米苏里舰上签完受降书后,徐永昌和他的随员转往东京,当时,目睹日本警察守岗如常,老百姓循规蹈矩、沉默肃静的景象。他对同行人员说:[吾人切不可有痛饮黄龙之想,因为一个战败国能有如此表现,其中兴是计日可待的!]这是在风光的受降日子里,一个中国高级将领内心的感受。显然徐永昌说对了。”


  “事实上日本从这一天开始,在美国的支持之下,便开始了战后重建的工作。而赢得胜利的中国,却又落入了另一场天翻地覆的战争渊薮。”


  “在激情过后,中国政府要面对的是比战时更为严酷的现实。[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路是坎坷与漫长的。”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当时的情形。1945,民国34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同时,我们的国土所呈现的,是这样一幅支离破碎的局面,此时日本在华的总兵力仍有128万人左右,...总共210余万人。遣送这些人出境,是战后的一次繁重的工作。”


  “由此可以证实,在当时,我们对这些战败者的照顾,远比千里跋涉胜利还乡的军民们要好得多。”


  “战后,各交战国对于这场战争所带来的灾祸,曾经作了部分数据调查,以伤亡而言,根据统计,从民国26年7月7日开始,我国在这场实力悬殊的战争中,伤亡将士的总数为340万余人,老百姓则为860万余人。但这些数据并不可靠,因为当时中国包装总公司兵籍户籍的制度未兴,取得准确的数据十分困难。”


  “但经过一场飞来横祸的中国老百姓,这个时候所能做的,只有收拾行囊重返破碎家园。在短暂的胜利激情之后,去面对另一个茫然。”


  “战后的许多国际法庭中,都将首要战犯绳之以法以儆效尤。”


  “至于南京大屠杀的祸首谷寿夫,后来被引渡来华就地处决于雨花台。还有日军攻陷南京之前,从淞沪一带一路杀过来的野田和向井,当年他们以杀人为乐,今天也要轮到自己,经历面对被迫结束生命的恐惧了。但是这些人,就算被枪毙十次,对那么多枉死的冤魂又有何补呢?”


  “1945年8月15日,蒋委员长的[为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中,对战后日本的态度十分明确,他说:‘我中国同胞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惩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件,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侮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压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这几句话,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忠恕为怀的传统文化精神。”


  “后来,不知怎的,有人竟将[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改成[不念旧恶]及[以德报怨]。从此,[以德报怨]竟成了我国战后对日的[基本态度]。既然以德报怨,那就表示什么都可以不计较了。其实,这是很大的一个错误。”


  “[论语]有关[以德报怨]的记载,在宪问35章,原文为:或曰:[以德报怨,如何?] 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意思是:有人问孔子说:你认为[以德报怨]怎么样?孔子说:那你拿什么去报德呢?我认为我们要以正直的态度去对待和我们有仇怨的人,而以恩德去报答对我们有恩德的人。”


  “由此可见,所谓[以德报怨]事实上违反了我们中国人中庸行事的基本原则,也偏离了待人处世的正道。因此,任意将[与人为善]改成[以德报怨],等于陷一个国家元首于不义了。更何况,当时蒋中正确实是主张[以直报怨]的呢。”


  “需要大家注意的,赔偿已经开始,从1948年1月直到1945年9月,从日本运回中国22条船,招商局派去22条船运回中国3万多吨物资。...所以这个赔偿已经开始。后来因为我们中国国内的变动,内战的关系,因为国际间美苏的对立,冷战的开始,这样的话这赔偿才停了。”


  “1951年,开这个[旧金山和约],那个时候的苏联呢,气焰非常的嚣张。所以呢,美国为着防止苏联,同时要利用日本的过去工业的潜力,所以他要全力扶持日本。因此在[旧金山和约]里面,美国就放弃了对日本赔偿的要求。[旧金山和约]呢,我们中国并没有参加,因此到1952年,中华民国给日本签定和约的时候,那我们也放弃了对日本的赔偿。甚至到1972年,田中角荣这个日本首相到大陆去访问,他跟周恩来总理联合发表声明的时候,中国也...大陆也放弃了对日本的赔偿要求。这个可以说,当时对日赔偿要求的放弃,完全是在美国这方面,他为着整个世界分裂成两个集团,为对付苏联而引起来的。这个是主要的一个基本原因。”


  黎东方说:“蒋介石也冤枉的,他派的代表在日本,跟日本人拍桌子大闹要赔偿。是美国人后来通知蒋介石,美国政府叫蒋介石,不许要日本赔偿!以为我们需要把日本重新建设起来,抵抗苏联。你中国需要钱,将来我们美国给你。美国给了没有啊?后来直到韩战以后,美国才有美援。那些美援不是送给我们的,借的,照加利钱还的。总而言之,我们政府交到了美国政府,总算领教了不少。”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在大战中另一个轴心国家——德国,战后是如何对待犹太人的。”


  游芳悯说:“现在德国人战后,付给犹太人,大概据估计要超过600亿美金。就是残余的这些遗属,或者是德国过去登记有案的犹太家庭,被残害的,到目前为止,还要领德国政府每个月发给的津贴,大概是950块美金。每个犹太家庭的每个人,大概人数有17万人之多。所以这个钱呢,预计到了公元2000年的时候,大概要超过将近1000亿美金。所以德国人他晓得自己有错误,应该付出这些战争的代价。而日本人呢?他不但是不承认他侵略的罪行,反而一再篡改这个历史。”


  “所以我们现在要求啊,我们有责任,我们也应该要求回复那个赔偿嘛。”


  “...至少也有1000亿美元,因此,有人算过,假如中国坚持要日本人赔,那么当时日本全国就算倾其岁入所有,100年也赔不完。这么一来,他们可真的是永无翻身之日了。但是,又有谁还记得这码往事呢?今天,他们篡改教科书,否认侵略事实,他们有钱买下洛克菲勒广场,却不愿意偿还台籍军夫那么一点点小钱。除了摇头叹息,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从历史的宏观角度,来看中华这个民族是蛮可爱的,是可引以为荣的。...一千多年来,中国人深受儒家的影响。在儒家思想中,十分重视一个[人]的尊严。所以传统中国人是不轻易向人借钱的,万不得已借了,也必定会还,所谓言而有信。在战时,我们确实是在十万火急之下,才向盟国伸手的,但这些钱,不但每一分毫都还清了,而且还给过了头。”


  “有人认为中国人是靠老美的两颗原子弹赢得全局胜利的。我们不否认西太平洋战事逆转,对日本形成的压力和原子弹的致命一击,提前结束了对日战争。但是1945,民国34年春,事实上,我们第一梯次30个师的新军已经训练完毕。只要美国公公道道把[租借法案]该给我们的物资,及早拨给我们,中国人靠自己的力量,仍然有望收复失土。只是日本在往后战役中的伤亡,可能要比丧生于原子弹之下的人数高出数倍。照这么说,大和民族应该感激促使战争提前结束的原子弹才是。因为这一切,本来是他们自己惹出来的祸。”


  “抗战八年,中国人因为贫穷,不知道受了多少委屈、多少凌辱,但我们却未曾沦落到人穷志短、穷斯滥矣的地步。...有人说中日之战,[日本惨败,中国惨胜!] 其实不然,中国的胜利应是光荣的。因为,从表象上看,中国之[惨],打战争一开始便已存在了,而最后,我们赢得的是尊严。这正是当代人可以流传给世世代代子子孙孙的珍贵资产。”

  “为了取得此一胜利,中国人和他的强敌在八年中进行了22次会战,1117次中型战役,以及像[卢沟桥]那种规模的战斗。这不只是一个数字,而是真刀真枪要命的厮杀,在这些战役中,后人很难想像先人那种慷慨悲歌视死如归的情怀。甚至连他们的故事,都随着岁月的流失而远去了。今天留下来的,大概只剩下几柱碑记,在荒僻的野地里孤独的矗立着。好奇的观光客,就算很仔细念完铭文,恐怕也无法想象,当年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惊天动地的事迹。”

第四十二集《 永恒的祷念 》


  “我们深知这一套影像记录片,对整个历史而言是相当寙陋的。但即使如此,它已是唯一比较完整的保存了,至少这里面也记录了我们[把历史还给历史,让真相长白千秋]的客观与诚意。”


  当不知历史真相的人们,听到这番话时,仿佛看到了一个诚实如斯的谦谦君子,对其所言深信不疑。


  但在了解当时历史真相的人而言,则如同看见了一幅厚颜无耻的骗子嘴脸。


  《一寸》做到了“不能无视、扭曲、甚至篡改过去。要真诚面对历史。把历史还给历史,让真相长白千秋”吗?


  没有!《一寸》打着“真诚面对历史”的旗号,做着篡改历史的勾当!


  《一寸》说:他们走遍了大陆、台湾,也到过日本、美国、俄罗斯。却偏偏有意篡改了许多历史事实。


  1、明明抗日战争中有两种不同性质的军队在对日作战,却偏偏抹去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功绩。《一寸》秉承新四军是“叛军”的说法,剿灭即不存在。然而,历史事实是,新四军在敌后对日作战中壮大起来,以至抗战胜利时,国府还都南京都害怕。淮海战役吃掉国军50万大军就是新四军干的。


  2、以不实之词污蔑史迪威将军。不是公平地反映国民党、美国两方面的说法,执国民党一面之词,而伪称‘[太平洋学会]为共产国际所渗透’,虚构‘马歇尔、史汀生、罗斯福都深受第三国际的影响’。


  3、毫无根据地指责苏联支持中共攻击国军。实际上有许多历史文献(国民党的、中共的)都能证实国共摩擦是国民党首先挑起的。我将在下一贴在列出证据。


  4、有意掩盖了蒋委员长的一项伟大的历史功绩——曲线救国论。从日军的枪炮下保存了50多万国军,56名将军,22名国民党中央委员。蒋委员长派这些人替日军抵挡了八路军的进攻,让日军能腾出手来,有力地帮助日本人完成了‘一号作战’计划。


  至于《一寸》中囿于错误的历史观和思维方法,所作出的非客观叙述,也还情有可愿。况且,我在前面已一一指正,不必再说。


  影片的后续部分是对当年各大战场的巡礼。


  “然而我们仍要强调,对日抗战,确实是我华胄亘古以来,最庞大、最惨烈,也是最具决定性的一场民族战争。尔今尔后,无论中国人将要走向何方,都不影响此一关键之战的贡献与价值。”


  “我们当不忍心去扭曲已成事实的历史,更应让所有在此一役中流血流汗、忧心劳力的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应得的尊敬,与永恒的怀念。”


  补正一:


  从双方当时的文献来看,首先是国民党确立了反共的战略方针。因为,国民党发现:在1937、1938年,一年多的合作抗战中,虽然双方相互配合很好,但有一个隐忧。那就是共产党不肯如国民党所期望的那样打硬碰硬的阵地战,一直强调独立自主,敌后配合打运动战。这样打起来,国民党明显吃亏。


  国民党军装备不如日军,士兵的军事素质也差了一大截,各路军阀又不能同心同德,各打小算盘。这样打起来伤亡惨重,只得节节后退。


  而共军则不然,无固守一地的包袱,实施机动作战。常常趁日军无备之时,猛杀一刀,抽身就走。


  这样一来,蒋先生欲借日军之手削弱共军之力量的算盘也就落空了,相反,沦陷区愈大,共产党的活动范围也随之扩大,共军的军事力量在得到沦陷区民众的支持下也愈来愈强。


  蒋先生自然不能“坐看共产党赤化中国”。于是只好自己动手了。


  对比双方当时的文献,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国民党基于一贯的防共、反共立场,鼓动地方军阀首先向共产党打了第一枪。


  如鹿钟麟(原西北军)制造磨擦吃了亏以后,被老长官冯玉祥狠狠骂了一通,冯说:我让你打日本,要与共产党合作,你管那些反共的屁事干什么!鹿迫于蒋介石和冯玉祥两方的压力,左右都不是,只好辞去河北省主席一职了事。


  有关国共摩擦的历史文献摘录:


  =============================================================================================
  国民党部分
  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决定了三件事:
  1、蒋介石在五中全会上,对于抗战到底的“底”作了规定。他说,抗战到底的“底”就是“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蒋介石的讲话和日本政府的第三次《近卫声明》很相近,《近卫声明》中说:只要国民党政府承认满洲国,实行日满华三国经济合作。中日双方便可停战议和。蒋介石在这个时候,这个场合亮出他的“底牌”,无异于以官方的身价、公开的名义回答日本的诱降。
  2、确定了依靠国际调停“和平”解决中日战争的方针。
  3、确立了反共的方针。国民党五中全会着重解决的问题是反共。蒋介石在会上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的报告,根据这个报告.会议确立了“溶共”、“限共”、“防共”的反共方针,通过了《整理党务决议案》;设立了防共委员会。
  会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国民党政府内政部、中央军委办公厅党政军机关。在蒋介石亲自领导下,制定了一系列反共文件。主要的有《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草案》、《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异党问题处理办法》、《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等。
  《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是国民党反共活动的总纲,该件共四节、三十一款、六十项。其中在“目前极待解决之问题”中,讲到陕甘宁边区,“绝对不能令其存在”;讲到晋察冀边区“应遵令撤消”。
  在“一般取缔办法”中规定,军事方面“其军令、军政,应统一于中央”。
  在“党政方面”,“共党外围组织,如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工人救国会、农人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全国学生联合会,应即严令取消,由中央指导机关接受训练”。
  在行政方面,“‘陕北公学’与‘抗大’应令停办”。
  在军事方面,“加派有力部队,或忠实精干之游击干部前往冀、鲁,俾加强本党在华北之武力,以限制共党之发展。”
;“加派有力部队开入陕北,或陕北就地编组军队,以树立本党在该区内之武力,保障党政工作之推进。”
  “党政军各机关对付共党之态度,中央可示宽大,地方务须谨严,下级积极斗争。”“制裁共党活动,应尽量运用民众力量,党改机关避免直接出面,尤须避免党派斗争之痕迹。”
  看见了没有,国民党在1939年1月后,就作出了“加派有力部队开入陕北,或陕北就地编组军队,以树立本党在该区内之武力,保障党政工作之推进。”的决定。若共军不接受编组,那就怎么样呢?那就是共军攻击国军。


  按照国民党的逻辑:若强盗进了你家,你绝对不许反抗。你一旦反抗,那就是“以武力威胁他人的生命安全”,必须绳之以法。


  《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是国民党对敌后根据地的反共政策。


  其引言中说:“查共产党在沦陷区之活动几较普通区为重视,为积极,以目前情势而论,大有失地愈多该党发展愈迅速之趋势。究其原因,一半由于日伪与本党之势力均多所不逮,一半即由于该党党政军在该区域内均能协同一致切实合作,故每至一地即如入无人之境,致令其组织活动日益坐大。”


  处置办法:


  (1)策动沦陷区本党忠实党员,打入共产党各级组织,从事内线工作,刺探其内情,并分化其力量。


  (2)策动本党党员及优秀青年,打入共产党所操纵之各种民众团体及游击部队起党团作用,分化其组织,并夺取其领导权。


  (3)策动全体党员,从事共产党活动防范之调查监视等工作,打破过去一般党员对共产党之放任态度。


  《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在第一节“问题性质之认识”中说:


  “目前共产党势力,虽以华北陕北为根据,然其活动范围,则普及各地,而尤以华中各游击区为甚,故对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自由活动之处置问题,实即对整个中国共产党活动之处置问题,如处置得当则共党活动之范围,或仅及于华北陕北,其他区域则无发展之余地;如处置失当,则第八路军将利用沦陷地方中央统治力量鞭长莫及之情势,扩大其自由活动之范围。结果中国抗战形成国民党失地,日本与共产党分地之局面,日本与共产党相反相成,本党统治之土地,将一失而不易复得。”

  在此,国民党将中国之土地视为党之私产。故有“中国抗战形成国民党失地,日本与共产党分地之局面,日本与共产党相反相成,本党统治之土地,将一失而不易复得。”之忧。而无‘无论国民党、共产党所控土地全是中国所控之土地’的念头。所以向中共收复国民党所失的土地势在必行。

在那一时期,中共的文献如何呢?


  《目前八路军在华北华中的方针》 (一九四○年四月一日)——中共中央及军委发给所属部队的电文


  朱彭,杨,刘邓,徐朱,陈罗,雪枫,胡服,项英陈毅:


  目前我在华北、华中之方针:


  (一)某方现在黄河以北及吕梁山脉集中大军,我之任务在于极力缓和之,避免一切刺激某方之言论行动。我军则谨守防线,深沟高垒,以备不虞,对其军事挑衅极力忍耐,不还一枪,多写诚恳坚定而无刺激性的函件、传单、标语,达到缓和其情绪,稳定我防线,使山西、河北两省归于平静局面之目的。非得中央同意,不得发生军事冲突。


  (二)某方现在鄂中、皖东、淮北三区大举进攻新四军,我新四军应坚决而有计划地进行自卫战争,其皖东、淮北两地,务须独力坚持三个月,以待援军到达,然后大举反攻。


  (三)我八路军有抽调足够力量南下华中增援新四军,打退反动进攻,消灭投降反共势力,建设新的伟大抗日根据地之任务。此根据地以淮河以北、淮南铁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为范围。其指挥人员与兵力配备由朱、彭统筹之。其到达时间,分为三期:第一期须有一个主力团,以急行军于一个月内外到达皖东;第二期为三四四旅,须于两个月内到达淮河附近;第三期须有相当大的兵力(不少于一万五千人),于三个月内外到达苏北扬州附近。一、二、三期兵力总数,共须四万至五万人,方能完成此紧急伟大任务。


  (四)我鲁南、胶东部队,须积极行动,消灭一切最反动的投降反共势力,扩大抗日根据地。惟须极力争取中间势力,对一切尚能与我合作抗日之部队及虽然不好但尚未向我进攻之部队,均须极力联络,不得侵犯其一人一枪。


  (五)无论华北、华中,一律依照中央迭次指令,采取政治上的攻势,号召一切友军反对内战,拥蒋讨汪,团结抗战。


  (六)总的目的,在于打退反动进攻,扩大抗日势力,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


  (七)具体布置,各地依此总方针计划之。


  中央及军委


  四月一日


  《对中间派应采取的方针》
(一九四○年四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及军委发给所属部队的电文


  陈罗,雪枫,胡服,并告朱彭(转左黄),徐朱,刘邓,项英:


  某方政策是推动各中间派向我们斗争,使其两败俱伤,并使我们得罪各中间派,陷我们于孤立。因此,我们对于陈、罗附近之于学忠,雪枫附近之何柱国、孙桐萱,先念附近之川军、桂军、西北军,胡服附近之桂军,必须采取如下方针:


  (一)直接派人或间接托人或公开寄信发传单,表示我们完全不愿意同他们磨擦,请他们顾全大局,保存友谊,以免两败俱伤,渔人得利,这种表示要继续不断。


  (二)当他们迫于某方命令向我进攻时,我应在不妨害自己根本利益条件下,先让一步,表示仁至义尽,并求得中途妥协,言归于好。


  (三)当他们不顾一切向我进攻妨碍我之根本利益时,我应对其一部分给以坚决打击作为警告,打后仍求得互相妥协。


  (四)只有中间派转变成了坚决的不可变化的顽固派,如同鹿钟麟、石友三之类,才采取完全决裂政策,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这种政策的性质亦是对于其他中间派作警告,使其他中间派有所畏而不敢磨擦。


  以上方针的具体执行由你们依情况决定之,中央军对我进攻时亦须同样采取此方针。因为中央军各级官长中只有一部分军官及政训系统是顽固派,其他多是中间派,也有一部分进步派,决不能把中央军看成都是顽固派。


  中央书记处及军委


  四月十二日


  《利用一切机会对黄埔系军人进行统战工作》 (一九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这次苏北事件中,税警团未参加反共战争,而该团干部大半都是黄埔生。过去华北与朱怀冰冲突时,其中一个师也未参加反共战争,而该师干部同样也有些黄埔生。我驻阎办事处主任王世英同志,能与该地中央军(胡宗南)的黄埔生高级干部进行了很好的统一战线工作。这一切证明,我党我军中过去把黄埔生看作一个笼统的反共集团的传统观念是错误的、有害的。在目前严重时局,急须改正此观念,利用一切机会与黄埔生军人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不要刺激他们,而应以民族至上的观念来打动他们,使他们不肯投降日寇,使他们对反共战争取中立或消极态度,这对挽回危局有重大意义。


  毛、朱、王


  铣


  《目前的国共关系和我们的策略》 (一九四一年二月十四日)——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文


  恩来同志:


  各电均悉。


  (一)估计是一致的。反共不会变,高潮可能下降,“剿共”可能停顿(只说可能)。



  (二)只要此次高潮下降,“剿共”停顿,将来再发动高潮,再举行“剿共”就困难了(除非投降),故目前是时局转变关头。


  (三)敌必向蒋进攻,某君估计是对的,利用日蒋矛盾仍是我们政策中心。


  (四)但对蒋让步则危险(如你所说),目前是迫蒋对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熬过目前一关,就好办了。


  (五)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国内外)。



  (六)蒋不会对敌举行反攻,他的主意仍是保存实力。但日本向蒋进攻的可能甚大,蒋亦不得不被迫应战,实力仍不能保存。


  (七)目前国共是僵局,但时间不会久,敌大举进攻之日,即僵局变化之时(但如敌不进攻则僵局会继续)。



  (八)只有那时,蒋表示对我和缓,我才可以表示和缓,但目前非其时。目前让僵局存在正是有利,愈僵愈于我有利,愈于蒋不利。


  (九)目前的僵仅政治上僵(国共关系上僵),军事上在我并不僵,因我并未去打他。


  (十)如蒋再令汤集团攻淮北,是他自造僵局,将来敌军再一击,他失败更大。如蒋不再打淮北则目前就可解消他自己的军事僵局,仅剩一个政治僵局,蒋如聪明,应如此做。


  (十一)我之政治攻势(十二条)压倒了蒋之攻势(皓电、齐电、皖南事变、十七日命令、限期北移、纪律命令、华中进攻等等),我之攻势已收成效,还会有成效的。


  (十二)我们目的不在蒋承认十二条或十二条之一部分,他是不会承认的(当然对党内外群众都不应如此说,仍是要求蒋承认),而在于以攻势打退攻势。


  (十三)目前形势是有了变化的,一月十七日以前他是进攻的,我是防御的,十七日以后反过来了,他已处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胜利在此。


  (十四)只有军事攻势才会妨碍蒋之抗日,才是极错误政策。政治攻势反是,只会迫蒋抗日,不会妨蒋抗日。故军事守势政治攻势八个字是完全正确的,二者相反正是相成。


  (十五)对于国共关系,军事守势政治攻势也只会拉拢国共,不会破裂国共,对于一个强力进攻者把他打到防御地位,使他不能再进攻了,国共暂时缓和的可能性就有了。


  (十六)用蒋介石的手破了一条缺口的国共关系,只有用我们的手才能缝好,我们的手即政治攻势,即十二条,除此再无别的妙法。


  (十七)以上各点请向某君解释,并问他的意见如何。


  (十八)华北、华中敌我兵力及配备弄好即告。


  毛泽东


  寒辰


  以上这些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的电文,清晰的说明了,国民党所持的是进攻战略,中共打的是防守反击。


  在日本防卫厅编撰的《华北治安战》下册 第23页中有国军汇同日军联手清剿共军的记载,请看以下:


  第二期作战(2月17日—28日)(注:1942年)师团从17日以后,撤回分散部署的部队,以一部兵力转向沁水,主力则一面扫荡,一面南下,对马壁村(沁水东北10公里)附近之敌进行了剿灭战。在21日夜间,从沁水、浮山、府城镇一线,缩小包围圈,随后进行扫荡,取得了很大战果。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了战斗,此点值得注意。


  这是出现在日本文献中记载的:日、国军队携手剿灭共军的记述。

  谢维思在1944年10月9日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写道:“获得广大人民支持的共产党,在未来的中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如果国民党不进行共产党那样的政治、经济改革,共产党在较短时间内,将成为中国的统治力量。”

蒋梦麟先生是国民党文教高官,
曾任北大教授, 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抗战时任中国红十字会长,
在台湾时负责石门水库的兴建.
下面是他在抗日时 考察各地拉壮丁的情形,
从他所写的 《新潮》 一书中取出:
当时我是以红十字会的会长资格,去视察各地壮丁收容所的。管收容所的人,见我带了药品,他们以为我是一位医生,因
为里面生病的人很多,所以都让我进去了。
在贵阳一个壮丁收容所里,我曾经和广东来的壮丁谈话,我问:“你们从那里来的?”他们说:“广东曲江来的。”“你们一共有多少人?”他们说:“我们从曲江动身的时候有七百人,可是现在只剩下十七个人了!”我说:“怎会只剩下十七个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们说:“先生,没有人逃跑啊!老实说,能逃跑到那里去呢?路上好多地方荒凉极了,不但没有东西吃,连水都没有的喝。我们沿途来,根本没有准备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点;没有吃的,就只好挨饿。可是路却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没有药,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听了这些话,我不禁为之伥然!当时那十七人中有几个病了,有几个仍患痢疾,我便找医生
给他们诊治。照那情形看采,我相信他们的确没有逃跑,像那荒凉的地方,不但没有饭吃,喝的又是有传染病茵的溪水,能逃到那里去呢!
我看到好多壮丁被绳子拴在营里,为的是伯他们逃跑。简直没有丝毫行动的自由,动一动就得挨打了,至于吃的东西,更是少而粗劣,仅是维持活命,不令他们饿死而已。在这种残酷的待遇下,好多壮丁还没有到达前线就死亡了。那侥幸未死的一些壮丁在兵营里受训练,大多数东倒西歪地站也站不稳。这是因为长途跋涉,累乏过度,饮食又粗劣而不洁,体力已感不支,又因西南地方恶性虐疾流行,因此一般壮丁的健康情形都差极了.
押送壮丁的人,对于壮丁的死亡,似毫无同情心,可能因为看得太多,感觉也就麻木了。
我在湘西广西的路上,屡次看见野狗争食那些因死亡而被丢掉的壮丁尸体,它们常因抢夺一条新鲜的人腿,而红着眼睛厉声低吼,发出极其恐怖的叫声,令人毛骨抹然!有的地方,壮丁们被埋起来,但埋的太草率,往往露出一条腿或一只脚在地面上,有的似乎还在那边抽陷着,可能还没有完全死去,便给埋进去了!
在贵阳城外,有一块壮丁经过的地方,因为弃尸太多,空气里充满了浓烈的臭气,令人窒息欲呕。
有一天晚上,贵州马场坪一个小市镇里,屋榜下的泥地上零零星星的躺着不少病倒的壮丁。我用手电筒向他们面部探照一下,看见其中的一个奄奄一息。我问他怎样了?他的眼睛微微睁
开,向电光注视片刻,只哼了一声,便又闭上,大概从此就长眠了。
在云南一平浪,我看见一班办兵役的人,正在赌博。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输赢的数目很大,大堆的钞票放在桌上,大家赌的兴高采烈,根本不管那些已濒于死亡的壮丁。有一个垂死的壮丁在旁边,一再要求:“给我一点水喝,我口渴啊!”办事人非但不理,反而怒声喝骂:“你滚开去,在这里闹什么?”
我沿途看见的,都是这些残酷悲惨令人愤慨的事。办兵役的人这样缺乏同情心,可以说到处可见。
有一天我看见几百个人,手与手用绳子穿成一串。他们在山上,我们的车子在山下驰过。他们正在集体小便,好像天下雨,从屋榴流下来的水一样;他们连大便也是集体行动。到时候如果大便不出,也非大便不可。若错过这个机会,再要大便,是不许可的。
有好多话都是壮丁亲口告诉我的。因为他们不防备我会报告政府,所以我到各兵营里去,那些办兵役的人,都不曾注意我。
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一千四百万人。当然,曲江壮丁从七百人死剩十七个人,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可作为常例。当时我曾将估计的数
字向军事高级长官们询问意见,他们异口同声的说:“只会多不少。”......
附:民国三十年七月作者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时一篇有关兵役状况的原视察报告
梦麟此次视察桂朗红十字会医务工作,道经贵阳至独山,计程二百三十公里。再自贵阳至镇远,公路二百六十三公里,均东来壮丁必经之道。沿途所见落伍壮丁,骨瘦如才,或卧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状若行尸,绑踢山道;或倒毙路旁,任犬大嚼。所见所闻,若隐蔽而不言,实有负钧座之知遇。谨举列上渎,幸赐垂鉴